舒圣祥

“有贫民区的城市，并不就会比其他城市矮一头，相反却是尊重农民工等城市贫民的自由，给予城市贫民福利。我认为深圳完全可以率先兴建贫民区，在关外开辟一块土地专用。”——秦晖教授建议深圳“率先兴建贫民区”的观点甫一出炉，立即在网上引起了极大的关注。大部分网友都读懂了秦晖教

很长时间以来，“没有贫民窟”无不被舆论正面宣传为我国城市建设和管理的优越性。但我们又无法否认城市中的确存在着数量庞大的“贫民”群体，外来农民工正是其中的典型代表。那么，他们都住在哪里？答案是，他们大多在城市里过着集体生活，居住在似乎比贫民窟更好看的集体宿舍（工棚）里。代价是：1.4亿进城农民工，与1.8亿农村留守人口从此常年失去了基本的家庭生活；年轻夫妻不得不长期分居，以至民工聚居地大多性产业发达；农村留守儿童数量巨大，缺少家庭温暖的幼小心灵很多走向了不健全的人格；农村空巢老人在孤独中度过晚年，不仅得不到子女的照顾，甚至连见到子女最后一面也是奢望……

每年数以亿计的春运大军，见证着中国农民的“两栖人”生活。他们根本没有扎根城市的可能，城市也不希望他们在城市安家，而是“奉献”完了就回到农村去。他们是“35岁前没有家庭生活，35岁后没有社会保障”的一群人。如果有人认为“两栖人”生活并没有什么不好，那无疑是很不负责任的；如果有人认为“两栖人”生活是农民心甘情愿的自主选择，那简直就是没有良知。

“城市新移民，一般来讲，或者给他自由，或者给他福利，或者二者都给。”——显然，秦晖教授之所以建议深圳“率先兴建贫民区”，本质是主张城市应该给农民扎根城市的自由。这无疑是一种最为低等的居住自由，即：城市如果不能给农民提供更多居住福利，至少不应该设置更多居住障碍。它并不排除政府有给城市贫民兴建福利房的义务，而是说在这一义务暂时无法很好履行的情况下，首先必须承认和保障农民工等城市贫民的居住自由。

在“共同富裕”实现之前，任何社会总会有穷人和富人，这是无需回避也回避不了的。并不是“兴建贫民区”会将人划分成三六九等，而是人在财富拥有上已经被划分出多寡，这早已是一个客观的存在，问题仅仅在于：我们是“兴建贫民区”给事实上存在的贫民一个在城市扎根的机会和可能，还是始终奉行驱赶贫民政策以凸显“城市没有贫民区”的“社会和谐”？

换言之，在居住自由意义上，城市政府如果想要维护“没有贫民区”的“荣誉”，唯一的办法就是大量增加向政府贫民的福利供给，而不是扩充设置坚固的户籍门槛。以此观之，很多城市诸如廉租房之类的福利住房居然只向本地户籍人口提供，与真正的福利房制度实在是有些南辕北辙。

来源：红网

（阳光／编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