默客

温家宝总理的政府工作报告在论及“深化政治体制改革，发展社会主义政治文明”时说，要“扩大人民民主，健全民主制度，丰富民主形式，拓宽民主渠道，依法实行民主选举、民主决策、民主管理、民主监督，保障人民的知情权、参与权、表达权、监督权。”

一连用了八个“民主”字眼，明确表示保障民众的“四权

类似的表述文本，也见诸于去年的十七大报告。十七大报告和政府工作报告相继深刻论述“民主”以及明确保障人民的“四权”，其宗旨都清晰地指向“政治文明”这一目标，令人振奋。

从“民主”与“四权”的内在联系和逻辑而言，实行民主是保障“四权”的前提。没有民主，民众的“四权”便缺失基础，乃空中楼阁。当然，保障并让人民充分行使其“四权”，又反过来促进民主。可谓相辅相成、相互作用，缺一不可。或者可以这样说，民众“四权”既是实行民主的结果、政治文明的体现，同时也是促进和实现民主、构建政治文明不可或缺的手段或途径之一。因而，保障人民的“四权”不能没有民主的前提，实行民主也必须保障民众的“四权”。

然而，不论是揆之客观现实，还是从上述的民主论述中的“扩大”、“健全”、“丰富”、“拓宽”等词语中，都可以让人清楚地感受到我们的民主现状的不尽如人意，甚至尚存诸多而且严重的缺陷或不足，致使与此密切相关的、民众的“四权”的旁落，难以获得充分保障，也难以发挥其作用。说重点，这是不争的事实。

不管是实行民主，还是保障民众的“四权”，首当其冲的就是要严格约束和限制公权。不受约束的公权力是民主的大敌，也是保障民众“四权”的障碍。与肆意扩张的公权相比，民众的“四权”只是弱小的权利。就“政治文明”的本质要求来说，权力必须受到严格的约束，而权利则必须得到扩张。而且，也只有严格约束公权，民众的“四权”才能具有真实意义。

这个道理不难明白，但要约束、驯服权力却非易事。这不只是因为权力具有扩张的本性，更在于现行权力结构下的某些制度性因素在实质上还在维护和纵容权力扩张的作用，譬如高度集权的领导机制、缺乏约束下的“一把手”负责制，等等。在公权不受约束或者约束软弱的前提下，人民的知情权、参与权、表达权和监督权，要么是徒具虚名，要么是效果不彰，再要么是岌岌可危、朝不保夕。在此状况下，诸多权力的罪恶由此而生。“一言堂”、“土皇帝”是如此，“暗箱操作”、买官卖官也是如此，“因言获罪”、“封锁舆论”还是如此。可以见到，一个“七品县令”一声令下，即可动用行政、公检法乃至全县之力去对付一名无辜公民，剥夺其言说的权利、人身的自由，这不是权力的嚣张么？去年此起彼伏的县官“短信诽谤”案，就是明证。但事实上，类似的权力疯狂的现象，又何止于此。在这当中，何曾有一丝权力受到约束的影儿！公权力的横行肆虐几近肆无忌惮，人民的知情权、参与权、表达权和监督权又岂有保障之理！

因而，如果没有对公权力的严格限制和约束为基础，那么公众对“四权”的期待则难免成为“镜中月、水中花”——想像得很美，却难以落实。不过，对公权力的限制和约束，不能建立于官员的政治自觉和道德操守之上，而必须是刚性且得到执行的基础制度（如国家宪法、法律等），这才是真正意义上的制度性约束。

来源：金羊网

（编辑：杨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