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昊

在省人大分组讨论会议上，列席分组讨论的全国人大代表李永忠在审议两院报告时，直言司法系统存在的一些问题；其间，他的发言屡次被打断。当李永忠再次解释，他不是否定纪委的工作，他强调的是在现行体制下，纪委由谁来监督时，有一直持反对意见的代表对记者说：“不要把我写上，我没有这个意见。”

人大代表发言激烈并不是新闻了，但再激烈的言论一般也会让人家说完，像打断发言的这种现象还是比较罕见。平心而论，我不认为背后有什么复杂的动因，这只不过是两种政治文化在不经意间的碰撞而已。显然，打断李发言的代表也只是在表达自己的意见罢了，这种表态可能是基于一种在传统的官场上所孕育出来的过分敏感的政治习惯，即觉得自己在这种言论出来的时候不表态似乎就是赞成这种言论，回去不好交代，这一点在官场文化中也不难理解。

但是，对现代代议制机构来说，其政治功能之一恰恰就是让每个人都能说出真话，平等对话，就事论事。省委书记汪洋在17日的政协会议上说：“要让领导同志讲真话不讲套话，讲实话不讲空话，讲有感而发的话不讲照本宣科的话，就必须允许他讲不准确的话，或者是允许他讲错话！”连政治水平更高的领导干部都要允许讲错话，何况人大代表？而在代议制度的设计上，人民代表在会议期间对政府议政、质询有绝对的言论免责权。这样的设计就是鼓励人民代表要说真话，不然要人民代表来干什么？这些都属于典型的现代代议机构的政治文化，如果有代表在这种场合仍不习惯于尖锐的不同意见、激烈的表达和平等的辩论，而以传统的官场习惯处理之，当然会有冲突。人大代表中，官员和有官场背景的代表占据了很大一部分，他们和其他界别的代表工作在一起，也会有更多政治文化交流和观念冲突的机会。

在代议机构的政治文化中，民意代表的声音和言论无论对错，都被认为是有正面、积极意义的。毕竟，如果没有人说话，或者说的都是官话，甚至自己不说真话还不让别人说真话，那么代议机构(人大)就没什么存在的价值了。暴露问题、为民意表达找到出口，才有解决问题的机会。国家并不会因激烈的言论而受到伤害，反而会因为缺乏这种言论而受到伤害。原因很简单，不让人家说话，问题也不会自己消失，反而容易遮蔽问题。而且，在一个越来越开放的社会中，这样做还会造成恰恰相反的后果：本来这些言论在会场上说说就完了，有没有回应都不知道。但现在因为打断发言，这些事情却弄成了新闻事件，反而使得这些问题尽人皆知，这恐怕并非是打断发言者的初衷吧。

与此同时，我们还应该认识到，在当代中国人大这种特殊的代议制机构中，熟悉代议机构的政治文化，对官员自身也有着更多的好处：现代官员更有机会接受人民百姓尖锐的“炮轰”，而且随着社会进步和开放，这样的场合会越来越多。让这些官员在人大中多些历练，也是提高官员的执政能力、更好地为人民服务的需要。

当然，这次事件也在某种程度上体现了人大议事规则本身的不完善之处。辩论本是正常的议事程序，甚至在某些情况下争论、打架都无法完全避免。但为了议事能够平稳进行，应该建立规范的议事规则，如主持人的职责设定更加细致、代表的谈话不能随便打断、代表仅就话题进行争论等。以规范的程序替代目前这种拉家常式的讨论，也将使代议机构的效率更高、问题更少。

来源：南方日报

（编辑：杨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