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贵峰

“地铁２号线的概算是１０６亿元，结算时是８８亿元。省了十几个亿却没有一句赞扬的话，还批评你”，“市里曾拨款给区整治一条河涌，区里只花了其中部分钱，就已达到预期效果。结果将余钱上交市财政时，人家却说你‘绩效不好！怎么还剩１０００多万啊？’”日前在广东省“两会”上，人大代表纷纷“痛批

看到这样的新闻，我想，首先应该对广东人大代表的直率与敢言表示感谢，感谢他们能够直言当地预算管理现状中颠倒混乱的弊象。然而，感谢之余，冷静思考，又不得不承认，如此预算管理怪现状，其实算不得是啥新鲜事，而不过是现行预算管理机制中一个普遍存在的老病症而已。

据此前媒体报道，在去年１１月初——预算年度仅剩下两个月时，“大部分中央部委只花掉了总预算的六成多”。这意味着，剩下的两个月，中央各部委要“突击”花掉３０００亿到４０００亿元人民币，才能如期“完成”预算。为此，许多部门纷纷下发通知，要求下级各单位须完成花钱指标，而如果钱不能赶在年底前花出去，下个年度的预算规模将被核减。

“逼着乱花钱”、“只问花钱不看效果”——浪费挥霍有好处、节约省钱反而受罚，如此荒谬的预算管理生态，我们显然很难再称之“预算”，而只能说它是一种“非预算”、“反预算”。

预者，事先筹划、裁度也，所谓“预则立，不预则废”。因此，预算之“预”，天然就包括有严格审慎以及相应的俭省、避免浪费之义。这正如我国《预算法》第３０条所要求的：“各级预算支出的编制，应当贯彻厉行节约、勤俭建国的方针”，“统筹兼顾，确保重点，在保证政府公共支出合理需要的前提下，妥善安排其他各类预算支出”。

那么，究竟又是什么导致了预算管理的“非预算”乃至“反预算”化呢？道理并不复杂，一言以蔽之，即现行预算管理机制体制中民主法制的含量严重不足。

就民主而言，作为预算资金的真正主人——广大民众，以及作为其代议机构的人大，在预算的编制、审议、执行等各个环节，往往缺乏足够充分通畅的知情权、参与权、表达权、监督权。而就法制来看，一方面，由于现行预算法规在预算究竟应该如何编制、细化，以确保其科学性、准确性等方面缺乏具体明确的规定，导致预算被随意操作的空间便非常大，而可监督性却非常小；另一方面，现行法规对于违反预算行为的问责又十分轻微，如依据现行《预算法》，预算违法者仅须承担“处分”层次上的行政责任，而没有司法层次上的刑事责任——如此低廉的违法成本之下，“乱花钱”自然有恃无恐。

“民主法制”乃是和谐社会的基本和首要内容，“逼着乱花钱”的“反预算”的普遍存在，无疑极不和谐，因此，要让预算回归和谐，出路只能是不断推进深化预算的民主和法制化。

来源：河南日报报业集团—大河报

（编辑：杨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