默客

鉴于县委书记、县长等“县官”专权的案件屡屡发生，一些论者从权力结构、监督，体制溯源乃至“县”字的结构等方面进行了论述，殊途同归地得出了“县官”专权在某种程度上具有必然性。其实，说到底还是权力没有受到有效约束。只不过这种不受约束的权力的恶性膨胀，在“县官”一级曝光较多，故尤其令人侧目

据1月7日《中国青年报》报道，2008年1月1日出版的《法人》杂志（法制日报社主办）刊发了记者朱文娜采写的《辽宁西丰：一场官商较量》，报道了辽宁省铁岭市西丰县商人赵俊萍遭遇的“短信诽谤”案。因报道涉及西丰县委书记张志国，西丰县公安局以“涉嫌诽谤罪”为由对采写报道的《法制日报》记者朱文娜进行立案调查。1月4日，西丰县公安局多名干警赶到法制日报社对该记者进行拘传，未果。

又是县委书记！又是诽谤案！不过，这次西丰县委书记张志国使诽谤案“更上一层楼”了，居然发展到了公然拘传记者、在首都北京撒野的地步，令人咋舌！不知道是不是此前多宗“因言获罪”案的处理都不痛不痒，令其有恃无恐、胆子生毛，还是有其它深层次的原因。反正，此次张志国的权力张狂和腾腾杀气，尤令人恐惧和后怕。“杀鸡儆猴”之效相信一定非常显著。

依照法律，诽谤案根本毋需劳架公安局和检察院，盖因这属于自诉案件，即不告不理。《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246条规定，以暴力或者其他方法公然侮辱他人或者捏造事实诽谤他人，情节严重的，处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管制或者剥夺政治权利。前款罪，告诉的才处理，但是严重危害社会秩序和国家利益的除外。第98条规定：“本法所称告诉才处理，是指被害人告诉才处理。”第18条规定，“自诉案件，由人民法院直接受理。”

据此，既以“涉嫌诽谤罪”拘传记者，被害人是谁？如果张志国认为遭到诽谤，其应直接向法院控告，由法院决定是否受理。但是，西丰县政法委书记周静宇否认立案和张志国有关。那么，西丰警方以“涉嫌诽谤罪”立案并拘传记者既无从谈起，也已涉嫌犯罪，其行为不具执法理据。对此，想必西丰警方乃至周静宇本都不可能不知道吧。实际上，刑法对诽谤罪的要件构成颇为严格，而且必须是情节严重才达到立案标准。只因批评报道涉及县委书记，就公然启动国家暴力机器对记者立案调查、拘传记者显然不当，难免被认为是政法机关向权力献媚，或者直接是权力专横的结果。

不论记者的报道是否失实，动辄拘传记者都是不能接受的。宪法明文规定：公民对于任何国家机关和国家工作人员，有提出批评和建议的权利；对于任何国家机关和国家工作人员的违法失职行为，有向有关国家机关提出申诉、控告或者检举的权利，但是不得捏造或者歪曲事实进行诬告陷害。动辄拘传记者，实际上是剥夺记者作为公民的上述宪法权利，粗暴践踏法律。

同时，因一篇批评报道就对记者立案调查甚至上报社抓人，藉此震慑新闻媒体，借此压制和堵塞新闻舆论监督，此举侵犯了新闻媒体的舆论监督权利，更是对公众知情权、监督权的蔑视和侵犯。你说失实就失实，你说失实就抓人，这还了得，此例一开，以后谁还敢搞批评报道，谁还敢监督政府和官员。以报道失实而拘传记者，也与民主法治、时代潮流格格不入。十七大报告明确指出，要进一步保障人民的知情权、表达权、参与权、监督权。西丰县警方的粗暴做法，与十七大报告精神背道而驰。

其实，西丰诽谤案、拘传记者等一系列恶行逆举，都是县官专权结下的恶果。专权之下，公安、检察、法院几近成了官员打击报复的工具。在商人赵俊萍与开发商的拆迁补偿纠纷中，张志国就此表态：不能给赵俊萍补偿，……要把赵俊萍的企业从西丰县地图上抹去，要用公安的力量对赵俊萍采取措施。何其牛气、专横！事实上，他们说到而且做到了。可见，县委书记一表态，威力不可小觑。在这种专权之下，西丰县宣传部长、政法委书记带人赴京拘传记者，如果说县委书记张志国一点也不知情，实在太匪夷所思了。

令人好奇的是，对县委书记、县长等“县官”的专权，目前的权力约束机制、法治机制是否已经宣告失效呢？面对权力的恣意和疯狂，公民维权是否只能束手待毙了呢？遏制权力的滥用，莫非真的束手无策了吗？显然，话还不能这样讲。但权力尚未得到有效制约却是铁板钉钉的事实。这便是“县官”专权甚至是所有滥权现象屡禁不止的根源。我的疑惑是，对此我们还有何应对之策么？也许有吧，比如实行真正的民主和法治，比如开放媒体。

不过，对于“县官”近乎疯狂的专权之举，我倒有一个阿Ｑ式的信念：“县官”的权力愈是疯狂愈加速其末日的到来——上帝要其毁灭，必先令其疯狂！先贤则云：世界潮流浩浩荡荡，顺之则昌逆之则亡。不信，走着瞧！

来源：金羊网

（编辑：杨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