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迅雷

心理学家、社会学家、政治学家都应该来研究“肖志军综合征”。

孕妇李丽云死亡事件震颤全国。肖志军“不签字”是事件中的一个核心环节。大量媒体从求“新”转向求“深”，《南方人物周刊》《南方都市报》《新京报》等等都采写长文，深入探究肖志军的生存状态，这样更有价值。对肖志军现象，我

在肖志军身上，集中了一切矛盾的交叉点。最底层的根源，是贫穷而无保障。设若肖志军李丽云不是那么的穷困，或者虽然穷困但有基本的医疗保障，这个事也不至于沸腾成这个样子。李丽云怀孕一直没有享受过一次像样的孕检，生病则能拖则拖，实在拖不了了，也只能往“小病”上想，肖志军一直以为她仅仅感冒而已，哪有什么生命危险。有些官员此前曾放大话，说农村新型医疗保障很快就全覆盖、应保尽保，人人从此都“享上大福”，李丽云之死就是抽在“大话”上一记响亮的耳光。“肖志军综合征”的症状之一，就是“穷而无保”。

但这不是“肖志军综合征”的最危急症状，因为在现场有好心病友愿意捐助一万元予以帮助。最严重的症状是，肖志军坚定地相信医院是“诈”他，医院为了赚钱，把小病说成大病重病。医患关系的紧张，是这些年来的事实，爱看书的肖志军不会不知道。整个事件发生过程中，他从来就没有相信过医院一丝一毫。所以他发疯般地坚决不签字，是一个必然结果。

肖志军在那一个片刻，成了典型或非典型社会“难民”。医院如今努力把责任推得一干二净，其实就是“肖志军综合征”中的社会性病症。两个“33条”，实际上被医院废弃了，在利弊权衡中，医院选择了风险系数最小的做法；甚至当劝导的病友拉着肖志军的手按了手印同意手术之后，医生也宣布“这样不作数”。医院尽管规避了最大的风险，可是，法规毕竟是明文昭昭的：《医疗机构管理条例》第33条当中规定，“遇到其他特殊情况时，经治医师应当提出医疗处置方案，在取得医疗机构负责人或者被授权负责人员的批准后实施”；《医疗事故处理条例》第33条第一款则规定，“在紧急情况下为抢救垂危患者生命而采取紧急医学措施造成不良后果的”，不属于医疗事故。若按此规定，院方即使给李丽云动了手术，死亡可能性依然很大，选择多一事还是选择少一事，聪明的医院不难作出抉择。

“肖志军综合征”的个人色彩浓厚。他是典型的“半桶水”，读了一些书，可就是上不上下不下，既无不识字者的淳朴，又无知识者的认知。所以，他脑子里就出现很多奇怪的“念头”，比如他有一个梦想，就是要当大官，“让医院随便进，想治病就治病，不签字也能做手术”；比如他认为动手术剖腹产了就不能再生第二胎。

“肖志军综合征”中的肖志军虽无精神疾患，但他的极度偏执，并带有妄想，意味着他有严重心理问题。他平时说话就“不着地”，被称为“肖癫子”。如今城里人绝大多数有了心理问题心理疾病都不会去咨询心理医生，作为农民工的肖志军更是与此八竿子打不着了。医生护士病友焦急中大劝他签字，这恰恰是难以收到效果的；当时恐怕只有“谈判专家”般的心理咨询师个别静谈，并让他亲见妻子的危重症状，才有可能“”以柔克刚“，消除肖志军的焦虑恐惧症。“肖志军综合征”给研究心理学与心理治疗者提供了极好的样本。

说“肖志军综合征”中的肖志军是典型的社会“难民”，是因为极端焦虑的他成为矛盾最集中的焦点；说他是非典型社会“难民”，是因为他的事件太独特了，不具有普遍性，尽管不同的极端事例还有，比如重庆人罗万富，四十出头，他曾呆过监狱，出来后，他宁愿“以自由换健康”，当自己的慢性病一发，他就想方设法犯事进监狱，以获得监狱出钱给自己治病的机会。

社群中的民生之难，不可不严察；我们万万要当心“序中之乱”、“表序里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