熊丙奇
最近,北京大学对进入教学楼人员抽查学生证件,由此赶走蹭课的学生,堵住挤占学校教学资源的个别社会闲散人员的做法,引起了社会舆论的广泛关注。在诸多关注的声音中,笔者尤其注意北京大学在校教师和学生的言论。
对于一些北京大学的教师和学生发表的反对学校排斥蹭听生,注重传承北大传统与精神的
言论,在此不再赘述。从公开的媒体上,笔者看到一名教师的文章,对不少社会舆论称“允许蹭课,并珍惜这种文化传统,正是大学感召民众、靠近民众的重要方式”的说法“不能苟同”,并说,“蔡元培时代对蹭课生敞开怀抱,没错;沈从文一边蹭课一边写作,也没错。但这并不证明蹭课者就可以永远的蹭下去。时代总是在前进,管理也总是在改进,人也总是在变化。人家有条件、愿意让你蹭课的时候,没见谁谢谢北大;人家不愿意让你挤占教学资源了,你就翻脸了。这不是拿着不是当理说吗?”
在笔者的博客上,有一位网友留言,说他在北京大学做院系学生会主席的时候,就常常需要到教室前面要求非本校学生立刻离开,把座位让给正式学生。很多旁听生不懂规矩,不讲礼貌。这位网友的确切身份无从查证,但我想,对于这样的议题,没有必要冒充北京大学,为北京大学说话。
对于是否应该允许蹭听这样的学校内部事务,社会舆论会有不同的观点,专家、学者会有不同的看法,因为各自的立场与角度不一样。对于处理这样的学校内部事务,其实,最应该听取的是教师、学生的全面意见,并交给教师和学生进行决策。教师代表、学生代表投票决策的结果,可能是多数反对蹭听,也可能是多数支持蹭听,或者是出台新的管理措施,降低办理旁听证的门槛,方便经济条件不允许的学生能通过办理正规手续来旁听。
在国外大学中,诸多校内事务,正是靠教授会、学生会进行“自治”,学校要授予某个官员、老板名誉博士或名誉教授,教授会的民主投票往往起决定性作用,这就让我们听到了某些大学拒绝给总统授予名誉学位的国际新闻,对于这样的决定——无论是授予或是不授予,社会舆论往往会给予尊重,因为在大学内部,经过了民主决策,代表的是根据学术标准、教育标准作出的民意选择,不是学校行政领导一人或几人说了算,而即便社会舆论一致反对,因为有民意决策的基础,学校也根本不为舆论压力所动,保持了学校办学的自主性与独立性。同样,学生要邀请某个社会知名人士来进行讲演、开展活动,校方也无权因为他的学术观点不同等原因而进行干涉,因为这是学生自治作出的选择。
遗憾的是,在国内高校,诸多校内学术事务、教育事务,却没有这样的决策程序。往往是由学校校长办公会,或者职能部门作出决策。而这样的决策,是否符合学术规律、教育规律,是否体现学校的办学传统与大学精神,是否代表师生的利益,很值得怀疑,因为由行政力量作出的决策,更多时候体现的是政绩思想、行政管理思维。正因为大学通常采取以上决策,才让大家不断听闻某个官员、某个老板、某个明星成为某校教授,某些学校建设豪华大门、豪华办公楼,以及各种针对教师管理的数量考核指标与针对学生管理的行政命令。也正因为如此,大学频频受到社会舆论的质疑,而对于这样的质疑,大学往往拿不出令人信服的理由,不能“理直气壮”给予回应。
大学对学校内部事务采取民主管理,其实,不但可以“减少”学校领导的舆论压力,同时还可以通过民主讨论、决策,让教师与学生进行自我教育。这样的大学管理,方可使大学的办学传统与精神得以传承。
来源:北京青年报
(编辑:杨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