默客

20日，国家广电总局又发禁令。禁令内容其中有：禁止在黄金时段播出选秀节目，不得采用手机、网络等场外投票方式；主持人不得在节目中表达私人情感、好恶，不得刻意表现自己，主持词要简短，不得对选手、嘉宾、评委或其他表演者使用“哥、姐、妹”等私人称谓；主持人之间不得相互挖苦、吹棒、调情

据称，广电总局规范选拔类节目的初衷是抵制低俗。对此笔者认为，抵制低俗的初衷虽然不错，也具有一定的民意基础，但是生硬而具体的禁令却也是大大的有害。

的确，近年来随着选秀节目的泛滥，一些选秀节目存在粗制滥造，格调庸俗，恶意炒作的倾向和趋势，出现了不少必须引起注意的问题，在社会上造成了一些不良影响。这种状况也已经引起了业内人士的担忧和不少公众的不满，广电总局出手规范也当可理解。然而，如何规范管理却是一门大大的学问，这并不是禁令一发就可大功告成、一劳永逸的，而且频发禁令的负作用也同样值得人们关注和警惕。

也许像前述这样非常具体的禁令，对选秀节目的规范相信会收到立竿见影之效，但问题是如此具体而生硬的禁令，比如涉及到主持人的称谓等细枝末节的问题，则很可能会对相关节目的创新构成伤害，也即对创作自由带来负面影响。这种禁令越是具体，越是操作性强，则越是对创作造成困难。而我们知道，但凡创作尤其是精神产品的创作，自由宽松的环境是其必不可少的外部条件之一。缺乏宽松自由的外部环境，创作主体的创造力便会因受到限制而慢慢枯竭。结果是，大家难免都挤在同一条道上，作品同质化、粗鄙化也就在所难免了，甚至出现相互抄袭、模仿的现象。长久以往，创作便会失去动力，最终走向死胡同。显然，这不利于文艺事业的繁荣和发展。

因此，对于广电总局频发禁令的负作用，尤其是其对创伤自由的伤害，要保持必要的警惕。这种频发禁令背后的监管思维，则尤其必须引起人们的关注。

事实上，国家广电总局近年来所发的禁令多种多样，有禁止“港台腔”的，有禁止选秀节目不准流泪的，也有禁止某一时段播放译制片的……诸如此类，但其背后的监管思维几无二致，都是“一刀切”，都是为了管理的便利，都体现了一种几乎不容置疑的“霸道”作风。人们会问，难道广电总局出台的禁令真的无可置疑吗？我看未必。

其一、禁令的出台程序是否严谨，频发禁令是否适应当今广电文艺发展的趋势和需要呢？近年来广电总局频发各类禁令，但外界对“禁令”的出台程序却知之甚少，其禁令的出台还欠缺透明度，这难免给人以主观、随意的错觉。特别是，一些禁令明显对当今广电文化和艺术创作具负面影响。

其二、禁令频频，其实对禁令的严肃性本身也是一种伤害。而且，还暴露出广电总局对其管理职责认识不深，管理手段单一，方式生硬、粗暴，这是文化管理上的黔驴技穷。人们也许会问，除了禁令还有其它吗？

其三、广电总局对禁令的实际效果是否有客观、科学的评估呢？这也是一个问题。如果广电总局只是热衷于发禁令，却对禁令的落实情况不予重视，这又难免给人以“重禁令轻落实”的印象。这在本质上是一种监管上的形式主义、官僚主义。

再回过头来，广电总局此次再发规范选秀节目的“禁令”，其思维与往日的禁令思维如出一辙，但这些具体而生硬的禁止、限制，除对低俗的选秀节目造成影响之外，同时也对类似节目的创新带来负面影响。一言以蔽之，抵制低俗虽然在理，但生硬的禁令却也有害。

来源：金羊博客

（阳光／编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