于立生

135名流浪乞讨人员中，只有5人属于通过乞讨解决生存问题，其他大多是“职业乞讨”。日前，广州一项社会调查报告显示，广州流浪乞讨者超过95％属于“职业乞讨”。有关专家建议，对那些确属家庭经济困难和社会保障无法解决生存问题的行乞者，有关部门可对其发放“行乞信用证明”，以进行分类管理。（5月16日《

新闻看后，只说一事。三月某日，我在住处后面一快餐公司同老板聊天，忽一人临门，头着地，跪叩咚咚响，原来其妻病死医院，无钱运回家中，逐户乞讨。这显非欲“解决生存问题”，然而困难又是实实在在的，在需救急而不在救穷。是否可办“行乞信用证明”呢？纵使可办，难不成先去办好“证明”，以待尸体发臭，还是停尸费飙高，给已近崩溃的家庭经济雪上加霜？

又譬如，我身份证曾遗失，而户口在南京，异地补办，颇为繁难。设想一下，要是一个乞丐“行乞证明”丢失了呢？固然责在乞丐，然而难不成一天未补办好，就一天吃不上饭？

生活总是具体的，诚如托翁所谓：“幸福的家庭都是一样的，不幸的家庭却各有各的不幸”，又岂一纸“行乞证明”所易“规范”？

“职业乞讨”如涉犯罪，譬如诈骗，公安机关可严厉打击。而在市民，对于欺诈性乞讨，也可以理智进行判断，尽量规避。而纵使遭遇骗乞在所不免，既能大方施舍（通常数目也不大），也断不至影响自己的正常生活。而如前所述，如此“行乞证明”之“规范”，却极可能予脆弱的，真正需要、急切需要帮助的困难者致命一击！——“两害相权取其轻”，“行乞信用证明”须慎行！

有人指出，英国、法国、荷兰等国家已在推行“行乞证”制度，我们又是否具备起码的社会条件了呢？

来源：潇湘晨报

（编辑：杨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