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闻背景：135名流浪乞讨人员中，只有5人属于通过乞讨解决生存问题，其他大多是“职业乞讨”。日前，广州大学公共管理学院完成的一项社会调查报告显示，广州流浪乞讨者超过95％属于“职业乞讨”。有关专家建议，对那些确属家庭经济困难和社会保障无法解决生存问题的行乞者，

是公共救济的次优选择

■叶扩

政府即使有能力救济却又面临乞丐真伪难辨的尴尬境地，因此与其让职业乞讨继续泛滥，不如退而求其次，让政府承担起鉴识、管理和规范乞丐群体的公共责任。如果说这种判断成立的话，那么，有关部门对乞讨者发放“行乞信用证明”倒不失为一种公共管理上的次优选择。

目前，乞丐现象不管怎么样，都已经成为一种现实存在的事实，就算是在发达国家，也屡见不鲜。而且在短时间内，行乞现象还将会存在下去，既然难以杜绝，而且政府捉襟见肘的救济又不能让行乞者回心转意，那么就只能找个疏通规范的法子了。这也正是有关专家提出发放行乞证的理由吧。如果按时髦点的话说，发放行乞证，也算是一种国际惯例。1531年英国政府就正式批准残障人士行乞，并颁给行乞证。法国、荷兰也不同程度地推行了行乞证制度。

从根本上说，解决流浪乞讨人员最终的途径还是要归结于缩小贫富分化，改善民生。即使乞讨现象不能根除，最起码在行乞证制度之下，人们通过布施可以获得心灵安慰和满足的机会，这对纾缓社会矛盾和消解社会戾气不失为好事。　　

乞讨者的尊严来自规范

■张若渔

以民生坎坷而论，任何针对弱势群体的管制性措施都极易触发舆论的反弹，因为人们往往本能地从乞丐境遇里关照自身的命运。而这所导致的一个必然后果就是，同情的泪水遮蔽了理性的光辉，权利和自由被无限放大，而义务和规范却湮没无闻。从这个意义上讲，对乞丐发放“行乞证”———道义风险和舆论风险难免纷至沓来。这种情景，我们自然应抱持一份“同情之理解”，但与此同时，我们更应该学会从“道德理想国”的虚空中摆脱出来，回归现实，回到事情本身来考量问题。

首先应该明确，“行乞证”绝非中国特色。早在16世纪，西欧就有国家出台了针对残障人士的“行乞证”制度，而今这种制度已经在英、法、德、荷等国广为建立。那么，既然已经有了那么多的先行者，而且看上去此办法还颇为有效，丝毫不见废黜的迹象，我们就没有理由认为，中国推行“行乞证”就是心存恶意的。

再者，我们应该看到，推行“行乞证”实质上是承认了乞讨的合法化，在某种意义上是对乞讨者生存方式的肯定。相比目前很多地方设立“禁讨区”、“隔离区”，甚至驱逐殆尽的治理思路，这种办法显示了更多的温情与尊重、谦逊与矜持。它提供了一种可能，让社会从“禁”与“不禁”的非此即彼中抽身出来，用妥协来达到双赢，用规范来救济文明。

毫无疑问，乞讨权是一种生存权，我们反对以任何名义、任何形式去禁止乞讨。但既是权利就必然附带义务，乞讨行为本身的规范化、文明化同样是毫无疑问的。当抱腿乞讨、堵车乞讨、遥控乞讨变得越来越肆意、越来越具有进攻性的时候，不仅乞讨本身变得晦暗，行人的正当权益也被绑架了。显然，我们不能因建立一种文明而消解另外一种文明。

梁实秋先生曾言，“乞丐不触犯任何法律所以才成为乞丐”。诚如此言，乞讨如果被社会承认是一种谋生的职业，它就应该有自己的边界和规则。不管你信不信，乞讨者的尊严，就是从拥有自身的游戏规则开始的。

违背行政许可法

■陈霞

“行乞证”到底是个啥玩意儿呢？不妨作这样的推理。一个人如果获得“行乞证”，那就证明这个人确实是一名乞丐，反之，没有此证明，人们尤其是城市管理者，则可将其纳入“职业乞讨”———欺诈性行乞的范畴。这就是说，“行乞证”相当于一种给予乞讨者的“资格”。有资格就是“合法行乞”，没资格就是“非法行乞”，就可能遭到城市管理人员的教育或者惩处。

想必政府主管部门真要发放此证，对于遏制职业乞丐、提高城市形象将有促进作用。只是，这么做符合行政许可法吗？根据我国新实施的《行政许可法》，从设定行政许可的条件来看，对流浪乞讨根本不需实施从业资格许可制度。该法规定，对“提供公众服务并且直接关系公共利益的职业、行业，需要确定具备特殊信誉、特殊条件或者特殊技能等资格、资质的事项”，才可以设定“资格”许可，而乞讨显然不是“直接关系公共利益的行业”，“乞丐”也并非“直接关系公共利益的职业”，因此设定资格许可的条件没有任何一项适合于“乞丐”，对“乞丐”颁发从业人员信用（资格）证明是违背我国行政许可法基本精神的。

来源：华商网－华商报

（编辑：杨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