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员、性学博士李银河在自己的博客中发布了一篇题为《我的最新决定》的日志，表示由于自己的领导受到“来自不是一般老百姓”的压力，而不得不决定:在今后的一段时间，“第一，尽可能少接受记者采访；第二，尽可能少发表与性有关的言论。”
说实话，李博士提的一些观念可能并不是大多数人内心
真正追求的价值，无论是在中国还是在西方。只不过西方人经过多年开放社会的锻炼，较能容忍非常态的东西罢了。以性自由来说，即使在现代文明社会，人也并没有进化到完全脱离社会规则约束的地步。在某种意义上，人正是通过规则、禁忌的存在而完成了自我生命的形象创制，缺乏这些来自社会层面的规约，所谓“个人”的面目其实是模糊不清的、可疑的。但尽管如此，李博士的被迫缄口，仍是我们时代的悲剧和退步，所显示的是我们这个社会对言论自由的叶公好龙。
众所周知，言论承载思想，是思想交流最重要的方式。言论自由所反对的是社会思考过程中的不完整性:每个人都有不同的想法，把这些想法说出来，你我才可以分享他人的智慧，如果失去言论自由，知识和观念的进步也就很难发生。
不过，人们能够享受言论自由是需要一定的精神准备的，这里指的不只是科学文化知识，而是具有相当的辨识能力、宽容精神和为信仰而争的勇气，由此才能形成大众文化和言论自由的良性互动。出于某些原因，我们尚缺乏这方面的经验，从而使所谓的言论自由实施起来相当脆弱。
历史告诉我们，言论自由的破坏者不但来自政治权力，也来自大众的不宽容，特别是在民主社会，后者对言论自由的威胁似乎更大，其实质是民主和自由的永恒矛盾。如古代雅典的苏格拉底之死就“在民主身上永远留下了一个污点，是雅典的悲剧性罪行”。密尔也说:“论战者中最坏的一种乃是把持见相反的人诋毁为坏的和不道德的人。”我们注意到，在反对李银河的言论中，没有多少是单纯从理论上进行反驳的，更多的是谩骂、讥刺、人身攻击，更有甚者对其个人生活加以恶毒的揣测。这已经不是自由的言论反驳了，而是接近于法律所禁止的侮辱罪。而知识界对此事不关己的态度也使得李博士看起来处于孤立之中。
其实我们静下心来想想就会发现，李银河的言论与王小波那些人性张扬的小说在精神实质上是一脉相承的，只不过李博士少了王的那种男人间心照不宣的幽默曲折，而是直截了当以上课的形式说了出来，不料却导致两者的舆论评价迥异。
来自社会的压力看来成功地封杀了李银河，如其所言——“我不愿意再多尽我的社会责任，因为它太打扰我的生活。我要开始享受生活了。”不过，和那个动辄因为异端言论就把人烧死的年代相比，李博士只是承受了大众舆论和上级领导的压力而已(且仍有很多人对她表示支持)，这说明我们的社会已经进步了很多，而且相信这个进步的趋势是可以继续下去的。网友、“非一般老百姓”们之所以还在认认真真地反对李博士的言论，无非是因为现在这样的声音还太少，等到我们所不喜欢的声音渐渐多起来，我们不胜其烦，也懒得为此大动肝火的时候，言论自由就差不多实现了。
话说回来，现在唯一值得担心的是，如果李博士的声音能够这样轻易被限制的话，那么我们有理由相信，那些骂她的人说话的权利也不会得到什么保障，他们想听到的声音可能也会付之阙如。
总之，保障言论自由必然会导致我们听到一些我们自己不喜欢的声音，就把它当做是我们为了自由所必须付出的代价吧，没有什么自由是完美无缺的。如果需要在“既听到自己喜欢的声音也听到自己不喜欢的声音”，和“什么声音也听不到”之间选择的话，我们还是选择前者好了。
来源：南方都市报
（编辑：杨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