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邬凤英

广东东莞的两级法院在多宗刑事附带民事赔偿的案件中，提倡对民事部分进行调解，并对作出经济赔偿的被告人给予从轻处罚。最新的案例是一宗抢劫致人死亡案，由于被告人王×的家属同意先行赔偿原告5万元人民币，法官对被告人王×作出一定程度的从轻处罚，一审判处死缓。据悉，像这样判例在东莞两级法院已超

新闻甫一刊出，立即引起了网友的热议。有人质疑，“这不是等于有钱人可以随便杀人了吗？”还有人猛烈抨击，“广东东莞法院的赔钱减刑做法，无论出于什么目的和动机，其行为已造成对法律公平、正义原则的严重贱踏和公开挑衅。”

应该承认，网友的愤怒和抨击，都是有道理的。第一，按照“赔钱减刑”的逻辑，确实可以最后推导出“只要赔足够多的钱，无论犯下什么样恶劣的罪行，都可以不受法律惩罚”的结论。东莞市中级人民法院副院长陈斯关于“对于社会影响恶劣的案件，即使被告人赔钱，也不能减刑”的表态，由于没有一个明确的标准，很难消除公众对富人可能获得凌驾于法律之上特权的疑虑；第二，从我国目前的法律来看，对刑事案件附带民事赔偿也并没有“积极赔偿是法定从轻情节”的规定。

但是，如果我们把东莞法院的做法，放在“全国近八成刑事案件附带民事赔偿成‘法律白条’”这样一个大背景下来看，我们就能够理解东莞法院也是确有其苦衷的。中国刑法学会曾经做过的一项调查显示，刑事案件附带民事赔偿的执行，最让人头痛的是被告人没钱可赔，因为在杀人、伤害、强奸、抢劫、抢夺、盗窃等犯罪中，罪犯多为家庭经济条件差的社会低层人员，这使得“法律白条”占了极大比例。法院在这种情况下，也往往无能为力。因此在恶性伤害案、杀人案中，许多受害者一方人财两空。司法实践也表明：被害人在判决前没得到赔偿的，在判决后就更难获赔。而法律如果允许被告通过对被害人一方积极赔偿换取从轻判决，就可以使被告的家属千方百计筹集资金来解决这个问题。

如此说来，我们就不能简单把“赔钱减刑”理解为“给有钱人发放杀人许可证”，而应该将其视为解决刑案赔偿额难的一种有益探索。在我看来，问题关键并不在于能不能“赔钱减刑”，而在于减刑有没有一个恰当的“度”？这个“度”就是既要使被告为其所犯罪行受到法律的惩罚，又能够使被告及其家属有积极性对被害人进行赔偿。

笔者以为，应该由人大对刑诉法进行修改，或者由最高人民法院作出司法解释，使积极赔偿能够成为法定从轻的情节，当然，这个从轻是有底线的从轻，即不能轻于原罪行的法定最低刑，这样才能体现法律的正义性，也可以避免富有的罪犯钻空子逃避法律的惩罚。

东莞法院的做法及其受到的非议表明，基层法院在这个问题上已经陷入了两难，人大和最高人民法院应该尽快就此给出一个说法！

来源：羊城晚报

（编辑：杨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