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州拟抬高外来人员入穗门槛

广州将对“走鬼”施行分类管理，对无法就业的本地特困户，研究开辟“跳蚤市场”或“走鬼街”，以优惠条件吸引他们入场经营。

政府有关部门正在

今年广州市两会期间，苏宝玲委员提交了《给“走鬼”一条出路——先安置，再整治》的提案。她认为，“走鬼”往往有出于谋生的无奈。而无证小贩屡禁不止，已成我市的一大顽疾。为此，苏宝玲委员提出，变堵为疏，采用“先安置，再取缔”的人性化管理方式，切实为“走鬼”寻求一条出路，让他们走上正路。（详细报道）

热点评论

警惕城市的傲慢与公然歧视

有关部门自有其制度上的理由。外来人口并非本地户籍人口，按照目前的惯例，本地政府对其不承担公共服务和公共品的供应责任。然而，户籍制度及据此所形成的城市管理惯例，没有宪法上的依据，因而，从一开始就不具当然的正当性。而且，近些年来，对户籍制度的存废已有激烈讨论，这种制度之合理性也备受质疑。凡此种种都表明了，依据户籍对人口区别对待，对外来人员采取歧视性措施，既不合法，也不合情，不合理，更有悖于人们普遍信仰的正义与平等观念，这是有关部门必须慎重考虑的。[全文]

我们为何总喜欢淘汰别人？

义了，不仅在人格上低人一等，而且在地域上被门槛拦截。我们不要批评他们“反外地人”、“反低素质的人”，而是要批评他们“反中国人”、“反人本身”，否则，我们就无意中把自己“定义”出去。［全文］

广州白领的“素质”有多高

现时情状，中国社会各类人群的“腰杆子”的强硬与软弱取决于“脖领子”，而“脖领子”的强硬与软弱取决于领子的“含金量”。说白了，就看钱多钱少。判断人群、个人素质高低，是个高难课题和技术，但多数中国人似乎都精通此道，他们和政府、专家有着相同的水平。［全文］

外来工该为广州的社会问题负责吗？

可见要外来员工为广州的社会问题负上全部的责任，这样的帽子太大，这样的说辞也太不公平。我们有一个词叫修身养性，总要选择一个山清水用之地，因为如此美妙之地会把一个人恶的念头压抑，把善的慧根挖掘。［全文］

“尊重的步子”再难也得走下去

西安雁塔区也可能是全国第一个尊称农民工为“新市民”的地方，广州却不是惟一歧视、遏制农民工进城的城市。正因为这样，全国城市尊重农民工的步子，迈得才愈发的艰难。然而，开弓没有回头箭。［全文］

健康的城市首先是开放的城市

一石激起千层浪，需不需要提高入穗门槛成了市民的热议话题。不可否认，老广州的说法自有一定道理，入穗外来人员给本地的治安、就业、教育等各方面带来一定的压力，但需要指出的是，这样并非客观。事实上，教育、医疗、就业等城市成本压力增加，市民安全感下降，并不能将罪责简单地加在外来人员头上，外来人员有不能承受之重。［全文］

犯罪率不能成为“城市准入”的借口

因此，以外来人口犯罪率高为由，限制低收入者进城很荒谬。社会学家谢莉·路易丝曾指出，“犯罪是现代化方面最明显和最重要的代价之一，几乎没有一个国家能够避免现代化社会进程的副结果”。［全文］

没有谁想来城市认领一个“罪犯”身份

我们需要考量的不是这“八成罪犯是外来者”的数据含金量几何——而应反溯追问：这八成外来者罪犯当年曾怀揣着怎样的梦想与荣光？又是何以在我们这个灿若烟花的城市放弃了做人的底线？［全文］

除了“禁”，就没有更人性的选择吗

中国的城市管理在政策选择方面面临的困境，这从城管ＶＳ农村小贩之间的冲突已达十多年之久，且愈演愈烈的历史中看得一清二楚。这正是崔英杰一案具有社会学标本的意义，用官方习惯的语言来表述：这样的冲突又到了不得不解决的时候了。［全文］

外来人员不是文明社会的绊脚石

外来低素质人员不是文明社会的绊脚石，广州今日的文明，也不可抹杀低素质外来人员的功绩。现在，每个人的压力都那么大，如果外来人员在广州吃不上饭，不用你提高什么门槛，他自然就会走开。如果无端地出台这么一个杠杠，就无疑是对外来人员的一种歧视和诋毁。［全文］

城市管理要有时代同情心

城市毕竟不只是城市居民的城市，它还是全体国民的城市，从经济发展规律看，城市吸纳农村人口是必然的趋势，以不合理的户籍制度来进行城市管理，这在道德上和价值上乃至客观规律上都将陷入困境。因此，城市政府不应该斤斤计较于一城之得失，而应以更宽广的国家视野、更深刻的国民情怀、更包容的时代同情心，来看待城市管理所遇到的问题。［全文］

限制“低素质”进城，会产生更多“低素质”

限制“低素质”者，还可能引发一系列的连锁反应：“低素质”无法获得进步的机会，只会变得越来越没素质；而城市“低素质”的工作如果没有人来干，只能交给那些“高素质”的人来干，“高素质”的人长期干“低素质”的活，也有可能会变成“低素质”者……［全文］

追求幸福的权利是天赋人权

让我们来看看广州市政府拟于近期出台的《广州市拟提高外来人员入户门槛减少低素质外来工办法》，其认为70%以上乱摆乱卖人员属于外来流动人口，都是“低素质人员”，“严重影响了城市环境”，因此要“提高入户门槛”，“减少低素质人员入穗”。何为“低素质人员”？《办法》语焉不详。按照其本意，应该理解成“低收入人员”。否则，那些“满口仁义道德，一肚男盗女娼”、“台上反腐败、台下搞腐败”、“白天做人、晚上做鸡”、“八小时之内是教授，八小时之外是野兽”的人，岂不是更“低素质”？[全文]

大城市应有容纳“走鬼”的胸怀和智慧

农村人口进入城市并不是完全出于主观意愿，他们往往是被各种因素所驱动，甚至是逼不得已离开乡村。大城市设置或提高准入门槛，目的虽然在于保护城市居民的生活环境、减轻城市的人口与资源负荷、降低犯罪率，但这个目标未必就能实现。因为流动人口大抵已经失掉了农耕生活的根脉，就算他们的城市生涯变得更加窘迫和艰难，就算他们的乡愁日益浓重、前景更加灰黯，他们仍将大量滞留在城市里，并以更激烈的方式求取寄居与生存的权利。[全文]

广州，你为何变得如此心胸狭窄？

广州不应当只是广州人的广州，也不应当只是广东人的广州，她是中国人的广州。广州要做国际大都市，广州要想在下届亚运会展示自己的美好形象，绝非是搞好环境摆平“外鬼”那么简单。城市的管理，不是简单限制和取消，而是让大伙的活动有序化，以至不损害他人、社会。“城市管理要搞，也要让农民进城卖桃”，如何能实现彼此的双赢，而不致意料之外的双输，这无疑考验着执政者的智慧，考量着一个城市的心胸。[全文]

不要以“素质”差别建立现代等级制度

踟躇于灯红酒绿、光怪陆离的现代城市街头，惶惶如丧家之犬的千百万“走鬼”、“民工”、“外来妹”们，他们也是脚下这城座市的主人。与那些衣冠楚楚、油头粉面、高谈阔论、叱咤风云的阔佬、富婆们的权利分毫不差。现代文明的常识告诉我们，13亿纳税人的全体公民权益不容分割，至少在公权力面前，每一位公民都必须是平等的。[全文]

堵外来小贩提升城市形象是伪命题

耐人寻味的是，广州对当地市民变堵为疏，采用“先安置，再取缔”的人性化管理方式，允许开辟“跳蚤市场”或“走鬼街”。而对外来人员却设置种种进入门槛，虽名为整治市容市貌，其实这种举措的背后，便反映出了潜存于政府部门的歧视观念仍根深蒂固。而在这种歧视政策之下，一方面是外来人员为生计而继续经营，另一方面是城管的高压行为，如此必产生对立的尴尬局面，从而激化矛盾，形成不稳定因素。[全文]

抬高入穗门槛，请别拿素质说事

一个城市有众多“低素质者”当然不好，但如果一个城市仅有清一色的“高素质者”，显然也不是好事。烈日萤火，各显其辉，“高素质者”自有其高光亮点，“低素质者”也有其默默星辉。因之，笔者以为：广州市抬高入穗门槛可以，但千万别拿外籍人员的素质来说事。[全文]

不忍的两难　善良的尴尬

联想到广州最近提出，抬高进入广州生活人员的门槛的问题，其实这也存在两难，也引发了市民的正反争议。但无论如何，一个城市的伟大绝非硬性经济指标可以铸就，正如麦当劳里的流浪者不会永远流浪乃至成为汉堡包的寄生虫，所谓低素质的人口，只要给他们机会，给他们时间，他们的素质就不会永远低下去，而一个城市的开放性和包容性，应该说就是提供这些机会的关键所在。[全文]

公共政策理性不应被“统计数据”所蒙蔽

不可否认，外来人口中有很大一部分人文化程度不高，但这跟素质高低并无必然联系，也与犯罪没有逻辑上的关联。反倒是城市在户籍、就业以及子女就学等基本生存问题上设置的种种限制，使得他们很多时候由于生存的威胁而无奈走上犯罪之路。从这种制度路径看，导致外来人口犯罪的并非他们的身份，而是源于公共政策的歧视，城市未给予他们平等的权利保障。[全文]

健康的城市首先是包容开放的城市

提高门槛不如提高城市管理，广州应该继续开放包容，同时加强管理。科学理解城市政府职能，深化城市管理体制改革，提高城市管理效率，才是我们构建和谐社会中努力的方向。因此，健康的城市首先是一个开放的城市，必须能够包容各类各层次的人才，吸引城市利益相关者参与城市管理。至于在城市建成过程中出现的问题，也不必大惊小怪，只要正确应对，就不怕问题得不到解决。广州的多年发展也表明，广州的城市特色决定了不能一味学习上海、深圳的模式，如果广州改变过去的包容心，提高部分行业门槛来限制低素质外来人口的进入，同样会增加城市成本。[全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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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走鬼”的名分是“人”

他们无非需要一个名分，合法的名分，其实“走鬼”们也有不低的觉悟，他们也希望从地下走到地上，从阴影处走到光明下，从随时卷起小摊就跑的“鬼”升格为合法经营的“人”，而且还不忘记自己的义务:纳税。是的，“走鬼”不是“鬼”，“人”是他们的名分！[全文]

图：走鬼与城管冲突

（编辑：杨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