祝俊初

经广东省政府批复，广州市政府即将出台全面禁止电动自行车上牌、上路行驶的规定，据了解，禁令本周便出，即时生效，无缓冲期，不给车主补偿（11月4日《信息时报》）。

施禁，难言突如其来。在广州，“拟禁”已谈两年多，一直让人半信半疑；广州之外，则早有城市这样做，发出此举可能当真的信号。不过，与从前每逢聚焦该不该禁如出一辙，尘埃落定时也是风生水起时，围绕出行安全、交通秩序、路权分配、城市环保等，政府给出的理由和人们质疑其理由的理由也可谓大同小异。常识，需要老生常谈，但每谈一次应进步一些。

生，还是死？首当其冲的哈姆雷特式问题，的确值得辨证清楚，但应当避免大而化之。一个城市的交通运转，现实而具体，解剖广州的思想“手术刀”应切入广州肌肤，支持和反对都需要据实而论，像例举国外城市如何、或拿国内别的城市的镜子去照，看似雄辩，其实不然。

它处怎样，广州就该怎样，只在面对通行法律时才成立。我国现行《道路交通安全法》明确了电动自行车属非机动车，据其第18条，广东省政府可规定“依法应当登记的非机动车的种类”，但这能否理解成可规定应当禁止的非机动车的种类、化登记决策权为禁止决策权？

如果，在登记环节上设卡施禁与法的精神并不抵触，广州出台禁令就不存在通行的成文法层面的障碍。不过，循法治脉络继续看，目光会碰上物权法角度的疑问：禁令一下，便废了电动自行车这一私人财产，为广州的公共交通秩序建设做出牺牲的车主，难道不应得到补偿？

众所周知，与人人的财产确认、使用、保护密切相关的我国物权法立法空前审慎，仍处于现在进行时。一星期前，十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二十四次会议对草案进行了六审，认为已比较成熟，建议进一步修改完善后适时提请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审议。碰巧，广州市应否补偿电动自行车车主个案，触及了具有普遍意义的国家补偿问题，给进一步修改完善物权法留下思考。

性质不同于国家赔偿、国家补贴等的国家补偿，是对因为顾全公共利益而导致财产上有特别损失的公民、法人或其他组织提供的。这一公共负担平等的精神，在我国《宪法》中有明确的体现——据第10条、第13条，国家为了公共利益的需要，可以依照法律规定对土地、公民的私有财产实行征收或者征用并给予补偿。物权法，无疑应当秉承这一精神，并更具体化。

从公开信息可知，经不断修改，物权法草案对征收集体所有的土地和单位、个人的房屋及其他不动产的补偿规定日趋细致。那么同理，广州20多万辆此前并未禁止的电动自行车，因公共利益被禁止而非征收，车主也应当获得补偿，但物权法草案没涉及此类现象，这恐怕需要填补。否则，实践中的决策就会相当随意，比如同样在广州市，“禁摩”就给了车主补偿。

合法、无过错的国家强制行为造成特定公民、法人或其他组织财产损失，其实常常出现、不可避免，也早有人呼吁制订专门的国家补偿法，但无论如何，至少物权法对此不应避而不谈。

来源：红网

（编辑：杨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