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杨耕身

江小英？张小英？陈小英？

在有关死于广东增城的湖南女工张小英的报道中，这可能是一个让人心碎的细节：如果没有这宗惨剧，可能不会有太多的人知道她真实的姓氏。据悉，张小英没有读过书。在做杂工时，工作人员问张小英叫什么名字，她说，叫“江（音）小英”。由于她说的是湖南方言比较重的普通话，对方一直也听不清楚。后来工作人员认为，既然她丈夫姓陈，那就叫她“陈小英”吧。

用一场血肉模糊的灭顶之灾，来让人们铭记一个真实的姓氏及其背后的漠视。而我们更需要用一种地道的湖南乡音，去喊一个那么俗气的名字：张小英。但是说到最后，对于死者，这又有什么意义？正如报道所说，“名字毕竟只是个代号”。但细究起来，它又是什么的代号呢？人抑或生命？妻子抑或母亲？在今天，也许我们更愿意将它视为一个人群的代号，这个人群就是农民工。

这恰恰是我们必须看清的一点：张小英她不是一个人。她同样也可以是江小英，或陈小英，也可以是前不久在广州被陌生男子莫名摔下天桥而亡的小湘妹，可以是在广州遭遇飞车抢夺、头部受重击不治身亡的新宁打工妹邓哲玉……事实上，在张小英老家所在的衡阳市衡南县廖田镇河口村，还有着更多的“张小英” ——他们是刘汉新、阳时亚、阳际丰、何成新，等等。据本报记者从河口村了解的情况，１０年来，这个村子的外出打工者年均死亡一人。他们死于何处，死于何因，都不重要了，重要的是，当他们背负着生存之重离家远走，最终却都失去了回家的方向。

他们是农民工。在今天的中国，这是一个至少八千万人的人群共有的名字。他们带着满腔憧憬，以及谦卑与落寞的神情，在城市里与大多数人不期而遇，不期而遇一种或冷或热的歧视，或冷或热的暴力，或冷或热的疏离。他们将汗水或泪留在了异乡的城市，在力不从心的最后一刻，一些人将生命也留下了，另一些人虽然回到了家里，却依然行囊空空——张小英的老公在外打工快４年时间了，３年前一家人就买来堆石灰准备把房子漏雨的部分修理好，但由于钱不够直到现在还没动工，“石灰恐怕都已变质了”。而与之“相映成趣”的一个更大的事实是，在河口村，“１０年打工村貌未改”。

这就是我们今天谁也不能无视的事实：他们是存在着的，但又的确被无视了，甚至包括生命。他们与所有的人一样劳动或工作着，却只能享受到很少的政治、经济、权利、保障之类的国民待遇。他们因为缺乏必要的知识与技能，所以只能打零工，但是他们很少得到相关部门的培训。与此同时，我们的ＧＤＰ在不断翻升，但他们的收入却没有什么改观。我们曾经从诸如民工荒现象中，以为看到了农民工用脚投票、实现劳资有效博弈的美妙前景，但是，我们一再发现这是不可靠的想象。而究其真正的原因，仍在于城乡二元的制度设计所带来的国民身份难题以及权利贫困问题。依照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有关贫困的定义，这种权利贫困实在是最大也最不可逾越的贫困所在。

不必讳言，农民工权益已经成为一个社会的短板所在，也正成为关乎一切人尊严、关乎全社会安全外围的重大命题。２０岁的打工者阿星手刃工厂主管的事件，曾一度激起全社会的震惊与反思。正像一位论者所说的那样：“阿星”不是可有可无的人，你可以不喜欢他，但无法拒绝。这是繁华与喧嚣共存的大时代给出的考验。是的，我们也许不能确切地知道，是先有阿星，还是先有张小英，但我们都明白的是，如果依然是拒绝，依然是歧视，依然是隔阂，那么，依然会有阿星，也依然会有张小英。

我们不能说，发生在增城街头的一幕，就是一个农民工生存状态的样本，但是河口村的外出打工者“年均死亡一人”以及“１０年打工村貌未改”的事实，却足以成为一个透视中国农村打工者现象的标本。就像如果不是一场惨剧，我们可能永远不能确切地知道一介民妇的姓氏那样，如果不是对于一场惨剧的追踪，我们也可能永远无从得知我们社会里这种真实的存在。这样的隐忍、无奈与沉默，就成为一个时代最大的隐痛，当然也成为一个时代最大的期待与祝福。

(阳光／编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