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34期
官员个人隐私保护须有前提

民众习惯以一种目的决定手段的思维看待各种网络爆料,只要目的是善意的,手段的阴暗就可以忽略不计。很多人带着这种朴素的正义感参与到网络反腐,当然,在这朴素的正义感背后,有观点也认为它所依据的乃是现代政治伦理规范,即官员个人隐私一旦涉及到公共的利益,必须接受民众监督,公开其个人信息。

与之相对的,有种针锋相对的观点认为,披露个人隐私继而完成反腐的行为不符合程序正义的要求。尽管反腐败是当前中国社会的头等大事,但如果不能在程序上防止意外的伤害,而是以恶制恶,其后果未必可持续。

网络反腐不止一次陷入这样的纠结,自广州“房婶”房产被证实为个人合法财产伊始,网上即出现很多纠偏的声音,对这种以反腐为名揭发个人隐私的行为痛心疾首。隐私保护与服务于公共利益的反腐事业,双方似乎难以兼得。

这种纠结背后的两种诉求:反腐和隐私保护,显然理应成为中国社会为之奋斗的目标。事实上,稍加辨析就能发现,民众此次对广州处理泄露信息者之所以大惑不解,除了此前的爆料行为本身达到了正义的目标,其背后还隐藏着一个基本的事实,即尽管官方的行为有着清晰的法律依据,以保护公民隐私之名自圆其说,却难免给人以选择性保护的印象。

众所周知,公民个人隐私信息被泄露现象时有发生,行为所造成的伤害旁观者亦能体会,在有的网络反腐中,因为官员的桃色事件,以及网民的“女主角情结”,都曾伤害那些无辜的个人。然而,我们鲜能看到有关部门以保护隐私之名,对被伤害的个人施以关怀,为其声张正义。相反,一种经常发生的现象是,在涉及官员利益的事件中,甚至在爆料还未被证伪的情况下,官员所属部门就拿起法律武器,捍卫官员个人的正当权益。这难免让人疑惑,在保护隐私方面,难道只有平等而无公正?

上述分析呈现的乃是当前部分主张的内在逻辑,值得注意的是,针对网上的质疑,广州市纪委在其官方微博回应称,“相关部门只是对违规泄露个人信息的政府工作人员进行问责,堵塞漏洞,维护公民私人信息安全不被滥用。”亦澄清“问责的既不是举报人,也不是报料者”。客观地说,此次广州对泄露信息者的处理,很大程度上是基于公务人员的职业规范要求,其打击报复的意味并不浓厚,公众在接受和传播这一消息过程中,忽视了信息泄露者的公务人员身份,而将其视为一个单纯的爆料人。

舆论的反响和公众的误读提醒我们,有必要重新审视当前民众的网络反腐情结,大众的反腐冲动与隐私保护的合理性并无冲突,之所以出现反腐伤及无辜,一方面源自当前个人隐私保护欠缺,另一方面则是因为官员个人财产信息公开乏力。【详细

报复举报人将使网络反腐受挫

在“房叔”“房婶”事件中,被公开举报的一个是官员,一个不是领导干部。“房叔”因举报属实已被免职、双规,而“房婶”则被证实其所有房产均为合法所得。但是,这两起事件的举报人却一样都被处理了。举报属实,举报人被处理;举报不属实,举报人也被处理。这不免让人困惑:这到底是鼓励还是打击公民举报?

按照官方说法,“房叔”事件举报人涉及泄露房产信息,“房婶”举报人则涉及泄露公民隐私。这大概意味着,不管举报对象是谁,以举报为目的进行房产信息查询都可能涉嫌违法。如果相关信息本来就是公开的,这自然不涉及泄露信息。倘若相关信息只有内部人员才能查到,那么就涉及一个问题:单位(部门)内部人员是否可以举报相关腐败行为?

事实上,相关举报规定并无这种区别。举报权既是权利也是义务。刑诉法规定,任何单位和个人发现有犯罪事实和犯罪嫌疑人,有权利也有义务报案或者举报。举报人有选择举报方式的自由。通过网络举报,也已明确被纳入新的举报渠道。这都表明,相关法规对举报人身份并不存在限制。换言之,上述举报人的行为不但没有违法,还受到法律的鼓励。至于有人认为“房婶”并非官员,举报不实,那也该是由她本人提起诉讼、追究责任。

广州有关部门对举报人进行处理,至少违反了国家相关举报规定的精神。难免有人还会质疑,这是不是对举报人进行变相打击报复?近一阶段,针对各地涌现的“房叔”事件,其实已不止广州一地的举报人遭到类似命运。例如,曝光日照“房叔”的举报人声称遭到短信威胁,而举报深圳“房叔”的周某也因涉嫌虚报注册资本案被捕。虽不能认定这些举报人自身都很“干净”,但“房叔”“房婶”举报人纷纷遭遇“反扑”,或可说明问题之所在。

打击报复举报人,会让网络反腐遭受重大挫折。对这一股反腐清新之风,理当予以肯定和保护。倘若任由某些地方和部门随便找个理由打压举报人,势必形成寒蝉效应,让知情者不得不成为反腐的旁观者。【详细

“鼓励反腐”与“保护隐私”不可偏废

可以理解,力挺举报者的意见基于“反腐没有旁观者”。《宪法》明确赋予公民“对于任何国家机关和国家工作人员的违法失职行为,有向有关国家机关提出申诉、控告或者检举的权利。”而且,民众通过网络举报促使纪检部门查处诸多官员腐败案件,如陕西“表叔”及网络举报“秒杀”重庆雷政富事件,都证明了“网络反腐”的正能量。

当然,网络举报作为公众监督的一种新形式,尚欠法律的规范。“房婶”被误伤事件,证明“网络反腐”是一把双刃剑,或会涉及侵犯个人隐私的问题。由此,在破解网络反腐“鼓励反腐”与“保持隐私”的矛盾中,两者如何协调,能否两全其美,亟需求解。

追根溯源,“网络反腐”所以被热捧,一定程度上是因其现实效果而引发连锁反应,也反映出公众对于正常反腐渠道的力度还有疑虑,而期待网络举报营造更大的“压力”。但是,即便撇开侵犯个人隐私权的问题,“网络反腐”依然不是反腐常态,亦非治本之策。

就事论事,相关人员泄露房产信息受罚与“房叔”被查实涉嫌腐败及“房婶”被误伤,应该视为“两码事”来分析。如果混为一谈,继而以堵塞个人隐私保护“漏洞”为由,收窄甚至“封死”公民对官员财产的知情权,同时又没有畅通民众监督渠道,则过于简单化。这不仅不利于激发民众参与反腐败的热情,而且还会增添公众的疑惑或错觉。

尤为值得关注的是,“房叔事件”反映出官员财产申报流于形式,故而虽然泄露个人隐私有不当之处,却不能以此佐证官员财产可“秘而不宣”的合理性,更不能因此而将民众监督拒之门外。“房叔”、“房婶”事件带来的警示并非简单的非此则彼,不可融合,不能平衡。至少,“房叔”被查实再次证明民众监督是反腐的重要力量,“房婶”被证伪则从一个侧面显示出越是公开透明越有利于还原真相,消除“网络传闻”的负作用。

在“房叔”事件真相初步被证实之时,广州市纪委已承认这暴露出官员家庭财产申报制度不完善,尤其是现行制度只限于内部申报,无核实虚实环节,并表示正在完善全市的廉政信息系统,将与工商、税务、房管等各部门相关资料联网比对,掌握准确可靠的官员财产信息。有关部门对问题的清醒认识并设法修正,使官员财产申报走向制度化、规范化,很值得期待。详细

突破程序正义和结果正义的困境

客观地说,广州市房地产档案馆所作的处罚决定,是针对个人信息系统管理漏洞问题。无论从程序性原则,还是法定的程序要求来看,都有其正当性。相反,把处罚与打击报复作联系,不但没有确切依据,还透露出判断的情绪化。如果以程序正义为出发点,似乎没有模棱两可的余地。然而,这里隐去了程序正义的默认前提,即程序的合理正当,且畅通可行。

房地产档案馆工作人员通过不合法的途径与手段公布了信息,这是一种程序不正义,那么,有没有可以行走的正义通道呢?通过合法途径向纪委举报被认为是可行的。既然如此,为什么还有人要坚持以程序不正义的方式来追求正义?事实上,这才是程序之争的核心。

在此之前,广州相关部门有没有收到对“房叔”的举报,外界很难知晓。可以确定的是,直到“房叔”房产信息泄露,当地内部监督所载录的相关信息为其个人申报的两处房产。后一信息确实符合程序正义,可依照这一程序,并不能探究腐败真相,程序本身变成了受到质疑的对象。在这一点上,它是公众为申请“表叔”杨达才工资公开遭拒哗然的重复。进一步来看,监督向网络的普遍转移,需要反思的是其他途径是否通畅。

程序正义与结果正义之间的困境不止存在于监督层面。如果公正救济途径畅通有效,就不会有无处申诉的权利;如果房产征收符合情理法规,就不会有无法挽回的血泪悲剧;如果薪酬追偿链条连贯,何来创意不断的辛酸讨薪举动;如果有足够的知情参与空间,何必集体出走散步。如果说这些都是违反程序正义的,那么它的原因是没有可以实现正义的正常程序。某种程度上,它让追求正义的行为陷入在程序与结果正义间两相取舍的囹圄。

当下的一种倾向是,对程序正义不可辩驳的捍卫,它对应的是中国长期以来“重实体轻程序”的背景。在这个意义上,维护程序正义成为向法治迈进的一个积极信号。不过,必须指出的是,过分追求程序正义,可能会忽视程序正义的语境。正义要以看得见的方式实现,指向的是实现绝对正义的困难,以及避免在追求实体正义的途中“制造”不正义,这也是为何对程序正义的强调,多出现于对刑事审判中犯罪嫌疑人的权利保护上。一如广州市房地产档案馆的决定,是防止给广泛多数人的信息安全保护“开小口”。不过,一旦把作为实现正义手段的程序正义,当成正义的最高追求,其实是在终极正义问题上的本末倒置。

程序正义的对立面并不是必然的恶,这也是为什么大多数人在承认程序正义的前提下,仍对泄露“房叔”信息的行为拍手称道、挺身维护。详细

  • 处分爆料人 专家称涉嫌包庇腐败

    据中国之声《新闻纵横》报道,广州番禺区城管局有22套房的“房叔”蔡彬和“房婶”李某被网络举报之后,“房叔”蔡彬涉嫌腐败被查,而“房婶”的24套房被证实房屋来源合法。21日,房管部门对涉嫌泄露二人信息的两名责任人进行了处理,其中一人被调离岗位并被记过。房管部门还强调,房产信息只能由业主本人或业主的委托人查询。

    对此,有专家认为,广州市的做法涉嫌包庇腐败。

    公民协助纪委反腐,而且其中一个案例已经被证实存在腐败问题。这种情况不仅没有受到表彰,反而因“泄露个人房产信息”而受到处罚。对此,中华全国律师协会行政法专业委员会王才良律师认为,广州市房管部门的处理结论没有道理,涉嫌包庇腐败。

    王才良说,“房叔”问题没有通过纪检部门自查出来,说明广州的反腐监督出现了漏洞。

    国家行政学院教授竹立家甚至认为,广州市房管部门的做法传递出的是涉嫌包庇腐败的信号。

    竹立家表示,处罚爆料人可以说是一种明显的打击报复,对人民群众和公众的反腐造成了很大的影响,对政府的公信力也造成了很大的伤害——我们政府究竟支持反腐呢还是保护腐败人呢?

    竹立家说,公众参与是最有效的反腐渠道,应该给予鼓励。

    中国民法学研究会副秘书长、北京理工大学法学院学者孟强表示,公民对于国家机关和国家工作人员的违法失职行为,提出申诉、控告或者检举,是宪法赋予公民的权利,“微博反腐”等形式可以看做是公民通过互联网行使自己的权利。国家行政学院教授竹立家说,要鼓励公众通过各种渠道参与反腐,不能因为“房婶”个案而因噎废食,遏制微博等网络渠道反腐的积极作用。

    竹立家认为,网络反腐不可能是百分之百正确的,可能出现造谣诬陷的现象,但他认为,第一这是少数,第二国家对微博的发布会出台一些相关的管理条例,对这种现象也要进行一些惩处,避免造谣诬陷的情况出现。网络是对权力形成制约的重要平台,不能因为个别事件就对微博反腐进行负面评价。

    同样,也有人表示房产信息是个人隐私,应该给予保护。但是全国律师协会行政法专业委员会王才良律师认为,官员个人隐私一旦涉及到公共的利益,必须变成公开的信息。(据《北京青年报》)

  • 纪委澄清:被问责者非举报人

    广州市有关部门近日问责了泄露“房叔”、“房婶”个人信息的政府工作人员,在网络上引起不少网友反弹,称广州市纪委此举实为报复举报人,不利于网络反腐。12月23日晚,广州市纪委官方微博@廉洁广州进行澄清,表示遭处理的相关人员既非举报人也非报料人,而是在事件中受他人请托,利用工作之便违规向他人泄露公民个人信息的政府工作人员。

    在12月份的廉洁广州建设定期新闻发布会上,广州市纪委常委、新闻发言人梅河清表示,网络是一把双刃剑。如果举报的问题不实,就可能侵权,还可能带来法律的责任,甚至会给案件的查处工作带来干扰。梅河清举例说,比如番禺“房叔”

    蔡彬的案件,由于网络过早曝光了纪检部门之前掌握的情况,导致相关涉案人潜逃并提前得知相关涉案信息,给办案增加了难度。

    梅河清在会上透露,广州市纪委调查发现,广州市房管局一个编外人员受人委托,违规查询“房婶”李芸卿房产信息,后该房产信息被人利用并公布到网上,严重侵犯了李芸卿的隐私。据悉,广州市纪委已责成有关部门,对违规泄露他人信息的人严肃追责,有关人员将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随后,广州市国土房管局依法对违规泄露“房叔”、“房婶”个人信息的有关政府工作人员进行了处理。【详细

  • 泄露“房叔”房产信息者被处理

    记者21日从广州市房地产档案馆独家获悉,“房叔”“房婶”事件的发生,客观上反映出广州市房地产档案馆在个人住房信息系统及其管理上确实存在薄弱环节,个别工作人员存在责任心不强、业务不熟的实际问题。对此,广州市房地产档案馆已对个人信息系统进行了升级改造。

    日前,广州市纪委对“房婶”事件进行了正式回应。据调查核实,信息是广州番禺区房地产交易登记中心的一名编外人员受人所托,没有经过任何审批,违规查询“房婶”房产信息,最后被别有用心的人在网络上发布。番禺区国土房管部门正在对泄露隐私人员进行处理。

    而在这之前发生的番禺“房叔”事件已由广州市房地产档案馆将泄露房产信息的责任人撤离岗位并对其给予行政记过处分。

    根据广州市国土房管局提供的材料,“个人住房信息系统”,是在全面实行房地产宏观调控后,按照现行政策,为满足限购、差别化贷款、契税优惠等需要,专为权利人出具《个人(家庭成员)名下房地产登记情况证明》和登记查考而建。

    自2010年10月系统运行以来,查考和出具证明共77万宗。查询终端遍布10区2县级市的登记窗口和档案服务窗口。查询权限由各系统使用单位根据工作需要上报需求,逐级审批后开通。

    事件发生后,广州市房地产档案馆为了有效堵塞管理漏洞,立即对系统及现行查询制度、流程进行分析,从加强人员管理教育、提升技术防控手段两方面入手进行整改。详细

事件之所以备受争议和显得尴尬,其根源在于官员的财产不公开,让人无从循正常合法的途径满足公众的知情权进而落实监督权。在这种情况下,有关方面苛责严惩知情的爆料者,难免在客观上起到变相保护“房叔”的效果,暗暗高兴的莫过于那些隐藏的腐败分子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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