医患冲突，中国社会病的切片

人体不同于机器，可以拆离开来细细打量。对于疾病的诊断，除了借助客观的器械检查，主要依赖于接诊医生多年的经验积累和逻辑思维过程。不同的疾病， 可能有着相同的症状表现。同一种疾病，也会随着病情的进展，在不同阶段有着不同的症状。疾病表现千变万化，个体差异千差万别，除去责任心之外，在疾病的诊断与治疗过程中，医生的认识水平、临床技能、经验积累和处置习惯都有着重要的作用。因而，同一个病人，在不同的医院、不同的医生那里，可能会得到不同的诊断，在相同的诊断之下也可能有不同的处置方式，像有关部门举行听证会那样高度一致的情况，是很难出现的。

对于医疗事件而言，还是“技术的归技术，责任的归责任”的好。将两者混为一谈，只能使医患关系更为紧张尖锐，让诊疗过程增添更多人为因素的影响，于医患双方都有害无益。[详细]

患者因无知和冲动，错怪了医院，可作为媒体，应该是医患间中立的第三方，一个客观的记录者和公正的旁观者，在医患发生冲突时站在不偏不倚的公允立场，用扎实的调查而不是想象的新闻去报道冲突双方的声音，而不能被某一方牵着鼻子走，先入为主地选择站在某一方利益的立场上。问题就在这里，在这起冲突中，不少媒体基本是被声称“八毛钱治好10万元病”的陈刚牵着鼻子走的，缺乏专业的报道和独立的判断：本能地相信他是一个受害者，而医院是乱诊断乱收费。“八毛门”正是带着这种偏见找新闻的产物。

“八毛门”的始作俑者陈刚道歉了，我觉得，那些在此一事件中被牵着鼻子走的、对医院造成伤害的媒体和媒体人也应该站出来道歉——为自己的无知、鲁莽、偏见、肤浅、浮躁、对舆论的误导、对医院的伤害说声对不起。修复紧张的医患关系，离不开负责任的媒体。[详细]

从“八毛门”到“录音门”，医患关系的紧张似乎已经到了全社会都无法回避的临界点，而把解决这种紧张的目光投向体制改革，似乎注定要被认为是脱离现实的宏大叙事或根本无法实现的空谈。

医生开贵价药、动不动就要检查是否为了提高医院的赢利从而也提高他们的收入水平？这种疑虑的指向难道不正是公共医疗市场化的体制吗？因为如果不是与利益挂钩，谁都会相信医生不会乱开贵药。在政治学上有一条道理：在坏的体制下好人也会变坏。

目前我国公共医疗资源的分配真相究竟如何？难道在最广大人口中普遍蔓延的医患紧张关系与这种少数利益集团人为地垄断最大部分、最优质的医疗资源的体制毫不相关吗？

在医疗资源极度不公平、不正义的分配体制下，难道依靠道德说教、提倡信任和沟通就能抚平在最广大的人口中因资源紧缺、利益冲突而造成的信任极度创伤吗？[详细]

不能因医患纠纷事件频发而给所有的医院、医德、医风一概抹黑色，也相信几乎没有一个医护人员会存心害患者。“八毛门”最终以真相大白、患儿父亲道歉而关上就是一个例证。而且，必须承认的是，接着发生的这场极为罕见的医患“暗战”不仅是医患关系紧张的“标本”，也是社会互信缺失的“标本”。在社会诚信体系崩溃的语境之下，“八毛门”、“录音门”的发生有一定的必然性。这不仅是医患关系的悲哀，也是社会诚信惨遭蹂躏的悲哀。

医院并非藏于“真空”，医风医德的改善有赖于良好社会风气的沐浴。但是，医疗卫生主管部门与医院不可据此用“难以独善其身”来自我宽解。医患关系带有人命关天的特殊性，社会敏感度极高，一举一动都足以掀起轩然大波，不容等闲视之。各级医疗卫生主管部门与医疗单位当拿起真刀真枪，捍卫“白衣天使”的本色，以期拆除医患间不信任的坚固“围墙”。医风医德需要制度的救济。如果医风医德不正成“风”，公众凭什么重拾信任？医风医德需要制度的救济，这应该是“录音门”提出的一个警示。[详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