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说，曾经的一剑走江湖，取决于羊城晚报人的政治胆识，更取决于岭南这片土地的包容，那末，进入二十世纪九十年代，当遍地英雄都拥有相同优势，《羊城晚报》靠什么自立于传媒之林？

九十年代的传媒，什么是头版主流？人们自然会想到小平南巡；想到珠海科技富翁；想到四小龙；想到全面牵动社会神经的国企改制……
社会正走向多元，《羊城晚报》需要更多的兴奋点，读者何尝不是？
看看这些标题吧：《一宗罕见的重婚案》、《广州沙河大街发生当众猥亵孕妇惨剧》、《公德！广东人别丢了公德》、《评说罢跪沉重命题》……话题背后，是价值观的迷惘。

“广东人除了金钱以外还有什么？”面对外省人的疑问，广东人很困惑。

当年总编室内，讨论过这样一个命题：是否应该于传统五伦之外，提出第六伦概念———即在陌生人之间建立起良性伦理关系？

这就是在九十年代中期，《羊城晚报》执著于宣传典型人物的原因。事实上，故事只是一个壳，内核正是道德重建。再来看看这些精心设计的栏目：《友爱在车厢》、《一个和一群》、《两个和千百个》，好军嫂韩素云、好母亲姚慈贤、活雷锋陈观玉、好心人周期望……全部具有道德示范的意义。他们与陌生人、与亲人、与邻里之间发生的故事中，蕴藏着传统美德，这正是人们想要而现实社会所缺少的。

建立新型伦理关系并不仅仅在社会层面，当“经济新伦理”、“环境新伦理”的概念首次在《羊城晚报》提出，并以开设栏目的方式推出系列文章时，同样引起了严肃的思考。

重建行为规则和道德秩序，新闻需要与现实紧密互动。至今人们仍津津乐道于九十年代的这些杰作———追猪、打果霸、寻找卖花女、滚动报道东星轮大劫案、追踪泌阳奇案、新闻扶贫、重走长征路之播火者行动……

新闻的力度和思想的深度，是《羊城晚报》的当家优势。靠着这优势，《羊城晚报》为自己争取到了应对竞争挑战的回旋空间。

翻阅当年的报纸，给人一个强烈感觉：不仅仅是经济，也不仅仅是道德，而是整个社会秩序，包括报业自身，都在经历着一个打翻重塑的过程。而越来越近的法制建设的脚步声，预示着一个以秩序和规范为特征的新时代即将到来。

就算经历过大风大浪的前辈们，也从未遇到过这种能给人带来如此多危机感，如此多困惑，如此多机遇，更带来如此多兴奋的局面。这是新一代羊城晚报人自己的舞台。

《羊城晚报》有一群天生为她而生的人，把办报当作事业，而不是饭碗。竞争逐渐使人明白，仅仅会办报是不够的，还是那句话，必须“另辟蹊径”，重新学习、适应市场，这是时代带来的全新命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