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飞

春，那年我五岁。

乡村的夜总是来得很早，风呼啸着穿过弄堂，桌上的煤油灯忽闪了几下，一旁的残垣上，凹凹凸凸，到处是泥巴掉了的痕迹，突兀的沙石上，煤油灯的影子被拉得老长。

"娃，快去把门关上。"是母亲有气无力的声音。

母亲已经有好长日子没吃上一顿饱饭了，家里唯一储存可以充饥的几个红薯

我欢快地答应着，顺着黑黑的过道去关门，门已经坏了很久，我跟母亲说过好多次，母亲总是摸着我的头说："将就用吧。"关门的时候，我费了好大的劲才掩上了门，屋外，刺骨的寒风千军万马般打在门上，透过门上几个大大的缝杀将进来，我打了个寒战，转身往回跑，身后，门上的铁环叮当作响。

晚餐已经做好了，不同的是，除了热气腾腾的粥，桌上还多了两个地瓜。吃吧，母亲把烧熟的地瓜分成了四块，奶奶、父亲、我和哥。一家人便围在了桌旁开始了晚餐。狼吞虎咽地吃完地瓜，喝了两大碗稀粥后，磕睡虫便来了，我迷迷糊糊地顺势躺在了母亲的怀里。

我是那样迷恋母亲那温暖的怀抱，那已是我的习惯，每晚吃完饭，躺在母亲的怀里，就着煤油灯柔柔弱弱的灯光，听着母亲和父亲奶奶拉家常时缓缓的呼吸，我便会沉沉睡去。那晚，朦胧中我听母亲说："二娃该上学了……"然后是父亲沉重冗长的叹息声。

在那个春寒料峭的夜晚，我没有被单薄的被冻醒，睡得香甜沉美。

夏，那年我十四岁。

我上初中了，虽然母亲可以吃到饱饭，可以不再喝全家人的残羹冷汁，但家里依然很贫穷，哪怕是过年，我和哥也没穿过一件新衣裳，补丁被奶奶打了一次又一次，而母亲的衣裳也越来越短。家里所有的开销几乎全用在了我和哥的学费上。

那时候，我是一个少不更事的叛逆小子，经常在外面惹事生非，原因只有一个，丑陋的母亲长了两颗暴牙，而每一次惹事，在得到父亲的一顿暴打之后，都是母亲去给我收拾残局，然后是默默地垂泪，但她从不动手打我。

那时候，我喜欢上了班上的一个女生，有一天放学后，我硬生生拉着那个女生说："我喜欢你，我要做你的男朋友！"那个女生是乡卫生院院长的女儿，她甩开我紧拽她的手，轻蔑地瞧了瞧我满身的补丁，指着我的鼻子狠狠地说："呸，小乞丐，也你配？还有，你看你娘那两颗暴牙，真丑！"她的话再一次伤害了我，她可以骂我小乞丐，但绝不能侮辱我的母亲，我愤怒地和她扭打在一起，只听嘶一声，女生雪白的的确凉衬衫被我撕开了长长的一条口子，雪白的胳膊倾刻间裸露在围观的一群男生面前，我在女生的哭泣和"流氓"声中逃离。

那个高大威猛的院长父亲纵是不会放过我这个"小流氓"的，他像抓小鸡一样抓着我的腿，硬是把我倒拎着扔到了母亲面前。母亲抄起一根木棍第一次在我的屁股上开起了花，"叫你不学好，叫你当小流氓……"屁股尖锐地疼，我忍着泪，一个字也没说，那时候，我是恨我那个丑娘的。

秋，那年我二十三岁。

很少回家去，我和哥都已经在城里工作了，家里只剩下年事已高的奶奶，日渐苍老的父亲和丑娘。说是丑娘，其实我从来没觉得她丑，即便在那么一段短短的时光里，我对她是有些隐隐的恨，恨她长了让同学耻笑的暴牙，恨她不能给我新衣服穿，而现在，我已慢慢地成熟，丑娘，丑娘，可她是我的亲娘啊。

母亲开始有些唠叨，两颗暴牙也掉了，我打了好多次电话叫她去补两颗牙，她都是答应着，却一直没有行动，就那么豁着。母亲也隔三叉五地打来电话，问我的工作顺不顺心，吃得好不好，有没有新交女朋友，一说就是半天。有时候，她也跟我说她跟奶奶闹的一些别扭，总说奶奶老了老了，还真小气了，但说归说，最后她总不忘吩咐我回去看看奶奶，说奶奶想你了，而我总以工作忙推脱，虽然离家只有一两百里地。其实不是不愿回去，而是真的不愿看到母亲两鬓的白发又多了几绺，脸上皱纹又多了几根，那总会让我感叹岁月的无情，让我的心生生地疼，也知道，想我的，是母亲。

一个淫雨纷飞的日子，乡下的母亲打电话来，泣不成声，说："二娃，奶奶快不行了……"回到家的时候，奶奶已经安祥地闭上了双眼。

母亲一边哭一边操持着奶奶的后事，晚上守灵的时候，母亲总是坐在那根奶奶坐了一辈子的小凳子上，目光呆滞地盯着奶奶的棺材，一边自言自语，一边用她那双粗糙的手抹眼泪。那几天，母亲没有合一下眼。

奶奶下葬那天，阴霾的天空下着细雨，秋风沁凉，母亲跪在奶奶的坟前，不停地往奶奶的坟上添土，雨顺着母亲满头的白发流下来，眼睛红肿着，她是那么的悲恸哀伤。我和哥拉了她好多次，说奶奶已经走了，我们回去吧。她迟迟不肯起来，说："天凉了，让我多陪陪奶奶吧，我怕她冷……"

冬，那年我三十二岁。

母亲真的老了，她再也不像以前那样利索能干，话也更多了。没事的时候，我会打电话回去，问问她和父亲的情况，身体好不好，有没有买点喜欢吃的来吃，她总说，我们好着呢。我也会在忙碌的工作里挤出时间来，带上五岁的儿子回乡下去看他们，没办法，母亲犟，好几次想把他们接来城里，她总不习惯，说还是乡下好，空气新鲜。我也知道，她是舍不得生活了几十年的老屋，那里，有她一辈子的点点滴滴。

母亲总闲不下来，不顾我们的反对在家里喂了好多家禽家畜，兔子、鸡、鸭子，每天佝偻着背，背着一个大大的背篓去割草。每次回去，要走的时候，母亲总会高兴地逮上两只兔子或鸡宰了，把毛去得干干净净，洗了之后再剁成块放进塑料袋里，然后总不忘吩咐我们："你们也忙，这兔子我宰好了，拿去就可以下锅，放心吃，没喂一点饲料，城里的东西可不放心。"每次拎着母亲宰好的兔子肉，我和儿子在弯弯曲曲的乡间小道上走了很久，我都不敢回头看，我怕控制不住自己，因为我知道，身后，有母亲久久的挥手……

那年冬天，很冷，雪几乎齐了盖，当得知母亲摔成了脑溢血赶到家时，母亲已经撒手人寰。父亲说，母亲参加了基督教，经常和那些教友们一起出去施善，无偿帮助那些需要帮助的人，她说这样可以积德，可以保佑孩子们平安幸福。母亲就是那样出的事。

在给母亲洗最后一次脸的时候，我突然发现，母亲掉了好多年的两颗门牙依然没有补上，还是那么豁着，我问父亲，怎么没给母亲补上？父亲再一次老泪纵横："她不让，她总说，这样美……"我终不能自制，跪地放声大哭。

那个寒冷的冬天，我永远失去了我的丑娘，我的，亲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