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本报记者　邓琼

一位老人，扛过钢枪、打过硬仗、当了高官、藏有字画，

这位语出惊人的米寿老人，就是欧初。

军界的人认识他，是因为他曾真枪实弹地担任过珠江纵队第一支队队长、粤中纵队副司令；政界的人熟悉他，是因为他历任中共中央华南分局办公厅副主任、广东省人民政府秘书长、广州市市委书记等重要领导职务；文化界的人赞许他，是因为他亲手创建了广州诗社、广东炎黄文化研究会、孙中山基金会等社团；收藏界仰慕他，则是因为他家中珍藏无数，尤其在明清字画、古籍方面蔚为大观。

也就是拜这些常人所不能及的经历、阅历所赐，欧初老先生这本22万多字的新作十分引人注目：《我亲见的名人与逸事》，广东人民出版社出版。书中记录了他50多年来亲历的大大小小历史场面，接触过的多位老一辈革命家、人民解放军将帅，原国民党高级官员、文化名流及国际共产主义运动风流人物，珍贵的史料价值跃然纸上。

“广深建高速，农民的牛走哪里？”

亲身经历给了电影《代理市长》不少启发

羊城晚报：今年是改革开放30年的纪念年份，在这个话题上您有什么特别的记忆吗？

欧初：给你讲一个有意思的事情。从1983年7月起，我就离开广州市委书记、常务副市长的岗位，转任市人大常委会主任了。但是第二年，著名电影演员杨在葆找到我，为他正在执导和主演的一部电影《代理市长》积累些素材，希望深入了解广州市政府改革开放的一些具体做法。一方面我有亲身经历，另一方面，这个电影的剧本其实是源自我次子欧伟雄与人合写的话剧《南方的风》，所以我义不容辞。

于是我给他介绍了很多改革开放初期的观念变革和工作波折。比如说我们去香港考察回来，看到香港有数千菲佣，每月工资3000块，认为珠三角历来有“自梳女”出门帮佣的传统，可以设想组织人到香港务工，结果被批为“这是亡国奴思想！”；上世纪80年代初广东开始筹备建广深高速公路，有人担心地说：“建成高速公路，农民的牛走哪里？”；还有当时广州全市的电话总共才几万台，我们提出引进外资扩容，有人却认为这会影响保密工作大局，万不可行……火柴加价一分钱，修桥修路收过路费等等，都有波折。为确定洛溪大桥桥面高度，我都主持开了十几次会，才协调了多个主管部门把它定下来。

这些内容给了杨在葆不少启发，后来在电影当中也有不同程度的反映，公映后这部影片一炮而红。可是在中南海放映过之后，却有中央领导同志提出这片子“有反气”，尤其是其中代理市长在记者会上那句“宁犯天条，不触众怒”（就是说宁肯跟上面的精神有点抵触，也不能损害大多数老百姓的利益）的台词一定要改！结果杨在葆和伟雄一商量，都不同意修改。杨还写了封信直接递到中南海去向胡耀邦同志反映情况。

只过了五六天，我们就得到消息，胡耀邦同志已经在这封信上作了批示：“我看过这部电影，我觉得不错，比那些跟四化不沾边的好得多，不知好多少倍。有点儿刺，有什么不可以？”这下《代理市长》更红了。

邓小平“南巡”也吃过“闭门羹”

简直是苏联“克里姆林宫卫兵的故事”的翻版

羊城晚报：您参与接待过那么多中央领导，能讲讲发生过什么有趣的事吗？

欧初：有个事情，简直是苏联那个“克里姆林宫卫兵的故事”的翻版。1956年一个夏日的上午，叶剑英同志邀请邓小平、邓子恢、罗荣桓、聂荣臻、刘亚楼等同志游览西樵山，并视察紫坭糖厂，广东省、广州市的主要负责人陶铸、朱光等陪同，我也随船。出发前，省委警卫处专门打了电话到糖厂，通知有首长前去视察。

午餐后，船到糖厂码头靠岸，大门前站着一名持枪的警卫士兵。我们的工作人员先后上前接洽，卫兵却说他并未接到领导指示，　所以不能放行。朱光见状走过去，指着自己的鼻子说：“我是广州市长，你一定在报纸上见过我照片。这次我带着几位中央首长来，可以让我们进去吗？”卫兵一口拒绝。陶铸忍不住又上前，大声说：“我是广东省长陶铸，带中央同志来参观，你放不放行？”卫兵依然摇头。陶铸厉声命令：“缴他的枪！”我们几个随行的当时都不过三十来岁，一下就冲上去缴了卫兵的枪，还把他的手绑了起来。

邓小平同志一直不动声色，负手而立，一言不发，直到我们带走卫兵，他才与其他首长一道进入厂区。后来才知道，原来是负责警卫的副厂长接到省委警卫处电话，但他弄错了日期，因此没有通知下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