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世纪60年代初期，达赖集团在达兰萨拉成立所谓“流亡政府”，并以此为基地，从事分裂祖国、破坏西藏稳定和发展的活动。实际上，在西方舆论及一些政客心目中，达兰萨拉已经成为达赖集团的代名词。

达赖在这里干什么

近几年来，有外国记者在达兰萨拉采访时，曾这样描述达兰萨拉：“通往达兰萨拉的山道上，看到身着袈裟的僧侣，偶尔也能遇见几位金发碧眼的西方人。道路险峻陡峭狭窄，而且仅一车之宽，急转弯颇多，由碎石和山泥铺成，很不结实，街道比较脏乱，使得许多香客感到失望。学校的校舍均取料于铁皮，房屋低矮，光线昏暗，阴森森的。”这就是外国人眼中的达兰萨拉。

少数人从西藏非法偷渡到达兰萨拉，一方面是受达赖集团通过广播电视和互联网络进行的蛊惑宣传，误认为达兰萨拉是衣食无忧的“人间天堂”，也有的人本来在国内就是犯罪嫌疑人，为了逃避法律制裁而远遁达兰萨拉。据印度媒体透露，这些人偷渡至印度后，都得经受“流亡政府”下设的“安全部”严格拷问。一些偷渡到此的年轻藏人，往往没住多久，就大呼上当，觉得达兰萨拉与达赖集团互联网络和“宣传手册”上描绘的情景相去甚远，没有生存和发展的机会，于是便在达兰萨拉匆匆中转一下后，就想办法打道去别的地方。过去，达赖“接见”偷渡来印度的藏民时，都要对他们摸顶。但是，“流亡政府”现在一般不让达赖这么做，生怕有人在头上涂抹毒药。

“流亡政府”十分腐败

其实，目前无论是“流亡政府”的头头脑脑，还是“流亡政府”卵翼下的“臣民”，基本全在印度出生长大，绝大多数人这辈子还没去过西藏。而西藏平叛后49年的翻天覆地变化，他们更是一无所知。但他们为了赢得国际反华势力的资助，尤其是西方某些敌对势力的支持，在长期反华宣传和教育的双重洗脑下，不断地鹦鹉学舌，用西方反华势力的腔调在这里掀起反华波澜。

有外国记者曾在达兰萨拉看见这样的景象：“到处是一片红色标语，写着‘向中国商品说不’的英文。街上还有一些宣传员，鼓动藏人商店抵制中国货。”而一位“流亡政府”人士私下表示，类似的运动很多，但都是为了政治目的。其实，流亡藏人常让仍在西藏的亲友邮寄中国商品。如果让藏人把家里所有中国货都扔光的话，剩下的大概连裤子都穿不上了。49年过去了，在印流亡藏人生活上仍十分困窘，精神上还要忍受达赖集团“官员”的腐败和内耗。真正富有的是那些所谓的“流亡政府”“官员”。他们靠“税收”和西方一小撮反华势力以及所谓非政府组织的资助而“发财致富”。他们白天穿着红色的袈裟办公或接待客人，天黑以后，就到酒吧和俱乐部鬼混，甚至吸毒。流亡藏人对这帮毫无道德和良知“官员”的腐败早已司空见惯。他们气愤地说，“国际资助”有一半以上被这些蛀虫用于吃喝嫖赌了，而普通流亡藏人却得不到什么好处。达赖是“西藏流亡政府”争取西方同情和援助的一个招牌。尽管达赖不遗余力，但他领导的“流亡政府”迄今没有得到世界上任何一个国家的承认。而所谓“西藏流亡政府”，本来就是一个勾心斗角、争权夺利的腐败机构。

在印藏人生活窘迫

流亡印度的藏人并不都居住在达兰萨拉。这个偏僻的高原小镇容量有限，所以多数藏人只好整体分散、相对集中地散居在印度各地，其中以南部居多。在印藏人几乎很少与当地人来往，通婚的更少。按照当地规定，流亡藏人无权购买土地和建房，因此大多数流亡藏人不得不借住印度人的房子。

在印度其他地方的藏人以经商、务农，或开小商店为生。据报道，在印藏人虽然有不少人是在印度出生，但不管是第几代生活在印度，都不能加入当地国籍，永远只能是难民身份，客居他乡，寄人篱下；因为是被人收容的“客人”，所以不能拥有土地和不动产，也不能永久性地购买和拥有土地及房产，一切都只能靠“借与租”。他们大多数都做小本生意，惨淡经营，勉强糊口。虽然经过多年的“洗脑”，但还是对这种漂泊不定的生活不满意，漂泊感始终在心头萦绕不散。流亡藏人与当地印度人争土地争资源的现象时有发生，矛盾和冲突日益突出。

印度《亚洲世纪报》执行总编辑考什克不久前参加了中国有关部门组织的外国记者团西藏之行活动。在领略过西藏的文化之美、现代之美后，他发出了由衷的感慨：“中国的西藏人生活确实比流亡印度的西藏人要好得多。”

同行的印度《南方先驱报》副总编辑南布迪瑞原本对西藏的“破旧”印象则被当今西藏的现代化气息所颠覆：“我被这儿的现代化气息深深感动了，人们在这里不仅可以充分地享受宗教自由，同时还能够享有现代化带来的一切好处。”

自总编辑奥斯特西藏之行后，德国《明镜》周刊连续发表了《通向世界屋脊的火车》和《“他(达赖)欺骗了自己的祖国”》等报道，强调了西藏的经济繁荣和“公民的宗教信仰自由得到很好的保障”。除了“真实的西藏更美好”这样的主题外，这些外国媒体在报道中屡屡提到的，是生活在祖国的藏人和流亡藏人在生活境遇上的巨大反差。

达兰萨拉脏乱的街道

来源：光明网

（编辑：日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