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先，西方媒体的报道原则是由国家利益、主流意识形态、商业利益和记者作为中产社会阶层自身的社会利益决定的。在其主流意识形态和议会政治框架内，客观性是存在的，但超越国家利益、超越意识形态的客观性是没有的。比如，西方媒体从来没有宣称过要对共产主义意识形态保持客观和中立。

其次，在美国新闻历史上，客观性的兴起与西方商业媒体把资本的利益当作社会的“普遍利益”的“社会共识”密切相关。而客观性这一政治层面的本质又与市场化媒体和它们的广告商寻求受众最大化的商业动机与行为联系在一起。

赵月枝说，上世纪80年代以来，随着美国垄断资本对媒体控制的强化以及美国对外政策中出现了更明显的霸权倾向，美国主流媒体在报道中大有连最基本的表面客观性也不顾的新发展趋势。在市场竞争加剧的条件下，在反恐的语境下，赤裸裸的倾向性新闻俨然已成了美国媒体服务于政府，并在新闻市场中争取受众的法宝。美国主流新闻的客观独立原则受到前所未有的挑战。同时，西方媒体基于新闻商业化而发展起来的新闻价值观，如注重突发事件、冲突、猎奇与耸人听闻等，又在特定的条件下，起到了“唯恐天下不乱”的效果。

总之，在这次对西藏事件的报道中，西方的国家利益、政治意识形态恰好与西方媒体的商业利益相辅相成，从而把西方媒体的政治意识形态倾向性和所谓“客观性”的相对和虚伪暴露无遗。

赵月枝认为，西方关于西藏暴力事件的报道，对中国受众是个震动，由此导致的反思西方媒体所宣称“客观性”的虚伪一面令人欣慰，也为更深刻和全面理解西方新闻媒体的本质提供了契机。 （驻渥太华记者杨士龙）

（编辑：班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