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月19日-4月2日，重庆“钉子户”事件那十五天发生了什么

——一场举国瞩目的公共治理危机化解内幕

□本报记者　张悦

《南方周末》记者独家采访重庆九龙坡区委书记郑洪、九龙坡区法院院长张立、达成协议后“消失”的“钉子户”吴苹。细述一场公共治理危机

重庆地方官员在“史上最牛钉子户”事件中的角色耐人寻味，有人说他们是最宽容的地方官，也有人认为，他们和其他推动城市改造的地方官员并无不同。但有一点可以肯定，这次面临的是多年未有之处境。事件从网络开端，并为传统媒体所跟进，传统媒体和网络又积极互动，互动背后又有强大的社会情绪，还招来无数外国记者，处理得好坏，事关中国的“形象”。更重要的是，物权法刚刚通过，几乎所有观察者都把事件的处理结果，作为衡量中国保护私有财产尺度的依据。如今，事件已平息，而重庆官员在这一事件中究竟承担何种角色？在那些惊心动魄的日子里，他们都做了什么？

郑洪说他这些天一直处于“风暴”之中。“风暴”的中心就是杨武那座“孤岛”。

当了5年多重庆市九龙坡区的区委书记，鹤兴路片区一直是郑洪的一块心病。“确实影响形象啊，有时候我陪朋友去看，他们都说郑洪你这个地方应该改造啊，我说快了快了。”

2005年9月，郑洪在网上对关心鹤兴路危改工程的网友曾描绘过改造后这块九龙坡区黄金地段的面貌，并确信拆迁会在2005年10月完成。

但事物的发展没有按照郑洪的逻辑走，“最牛钉子户”事件就在他的“乐观”中开始孕育，并在不久前形成全国性关注焦点。

每天都坚持上网的郑洪记得很清楚，当3月末“钉子户”事件达到高潮时，“支持户主杨武吴苹夫妇的高达80％多，预测要强拆的达到40％多，预测和解的只有30％。”

据说，“暴风眼”总是平静的，其实并非如此。“汪书记(重庆市市委书记汪洋)和王市长(重庆市市长王鸿举)多次作出指示，而我除了书面汇报，一般每天还要给书记、市长汇报两次，最多的一天要跟汪洋书记汇报5次，此外还要给建设部等相关部委汇报情况。”

每天郑洪都能接到来自全国关切此事的电话，“关切的电话中有五六个主政一方的官员，他们很关心，但也没谈出具体意见。”

从上个世纪末开始，全国范围内的拆迁运动方兴未艾。显然，其他城市的主政者也在感受这一拆迁时代的阵痛，关注着“风暴眼”中的郑洪和重庆其他官员。

4月9日，吴苹主动致电本报记者，在事件结束后首次露面接受采访，详述最后谈判的情况，并表示“感谢网民，感谢媒体，感谢政府”。

4月10日，风暴渐去后，这一事件中的主事者郑洪第一次坐在媒体对面，一口气说了3个小时。九龙坡区法院院长张立等其他该事件中的关键人物也相继与本报记者长谈，细说当政府遭遇危机之后惊心动魄的幕后故事，以及重归平静时收获的教训和心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