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报记者　李丽

2002年，韩国人发明了彩铃。开始的想法很单纯，就是让打电话的人在信号接通前能有一段放松的时间，结果当一年后此技术传入中国，彩铃却成了彻底改变国内唱片业的一张王牌。从2004年彩铃正式在中国开通到现在，上百亿的利润因为彩铃从天而降。尤其是2006年4月，中国移动正式宣布建立“中

但是即便如此，也不能就此断言彩铃就是后唱片时代的“救世主”。当彩铃给了中国的音乐一条生存的活路时，对它损害音乐内涵之艺术性与种类之丰富性的指责也同时到来。从某种角度说，彩铃更像是后唱片时代的一枝毒蔓———它汲取了音乐的养分，并最终让真正的音乐逐渐枯萎。

上图：抄袭丑闻不损花儿乐队在彩铃上所向披靡

上图：杨臣刚因《老鼠爱大米》一夜成名

上图：连春晚都接受了庞龙

救市的天使

彩铃刚在中国问世的时候，很多人怀疑它的“钱途”———有多少人愿意花钱买一首自己实际上听不到的音乐？但是事实证明，有比想象中更多的中国人愿意这样做。假如2002年的彩铃对于很多中国人来说还只是一个时髦的新奇品，那么到了2006年，假如你打电话给某人的时候听到的还是单调的“嘟嘟”声，那么此人已经足以被归入“原始人”的行列。关于彩铃之所以被中国人如此接受的原因，有一个解释很简单，就像大多数人穿衣服是为了给别人看一样，选择一首能代表自己的音乐彩铃，恰好符合了越来越多的中国人想要个性地展示自我的潜在心理需要。

彩铃的普及带来的是令人咋舌的巨额利润。从2004年5月彩铃在中国正式推出到2005年，仅移动一家便收入34.23亿元，其中2005年比2004年增长了303％，而2006年的增长幅度绝对不止这个数。保守地估计，如今每个月都有上亿的利润因彩铃而诞生，这其中因非音乐彩铃带来的利润只占30％，其余70％的贡献都来自音乐彩铃。

整个21世纪的头6年，中国的唱片业都因盗版猖獗和网络下载盛行而陷入“吃不饱饭”的尴尬境地。香港曾是中国唱片业销售的翘楚地区，在上世纪90年代，明星唱片销售百万张根本就不算什么新闻，现如今，假如有哪个歌手的唱片能销出5000张，唱片公司就要为之大摆庆功宴了，就算香港现在最有市场号召力的陈奕迅，其一张唱片的销售量也绝对跨不过5万张大关。内地与台湾的情况同样如此。无数唱片公司在这几年内关门大吉，这样的情况一直持续到彩铃的出现。据统计，仅2005年最红的《老鼠爱大米》一首彩铃便创收超过2000万元，其后出现的《两只蝴蝶》因为彩铃的普及程度更广而表现更猛，总共收获了2.4亿元。由此看来，彩铃救市的说法还不够夸张，一首彩铃便能救市，才是对2006年彩铃市场火爆的更恰当形容。

媚俗的魔鬼

“从没想到它会火成这样。”作为2006年末最红音乐彩铃《求佛》的演唱者，歌手誓言如是说。在《求佛》真正走红之前，没有一家唱片公司对誓言或他的歌感兴趣。这几乎成了每一首红遍中国的音乐彩铃的共同命运轨迹———默默无闻地问世，通过网络大红大紫，最终成就家喻户晓的彩铃神话。唱片业的“走眼”从另一个角度说明了音乐彩铃的性质———它们大多是口水歌，虽然容易传唱，但是艺术含量不高。如今，随着音乐彩铃的走红套路被越来越多试图一夜成名的创作者摸清后，其音乐质量下降的趋势已经变得越来越明显，当年那些指责《老鼠爱大米》和《两只蝴蝶》歌词含金量低的音乐人，如今面对类似“老公老公我爱你，阿弥陀佛保佑你”这样连六岁小孩都琅琅上口的彩铃歌词，估计已经无力再多说什么了。

彩铃的红火除了带来滚滚财源，似乎确实无法为乐坛带来其他好处。从收入角度衡量，彩铃看上去的确带来了音乐的“繁荣”景象，但与此同时，2006年的中国唱片业却给人一种依然萧索甚至更加萧索的印象。有个现象最能说明问题———新人的涌现是唱片业繁荣的一个重要标准，可2006年涌现的乐坛新人却远比2005年少得多。从这个角度来说，彩铃出现后，唱片业能“养活”的人实质上反而变得更少了。越来越多的唱片公司开始搜寻甚至直接制造“彩铃口味”的音乐———这其实并不难，因为很多彩铃音乐连前奏都可以省了———然后等待天上掉下黄金，而传统歌手常常一年都没有机会出一张唱片。

内地乐队花儿屡屡传出抄袭丑闻，却并没有影响其“名作”《喜唰唰》在彩铃市场上的所向披靡。在市场经济时代，“为了市场”似乎是一句可以消解一切批评的话。艺术可以在市场面前作多大程度的委曲求全，这是现今横亘在所有良心尚存的音乐人面前的哈姆莱特之问。有一句话或许不中听，正如中国的电影无法通过类似《满城尽带黄金甲》那样的商业大片而走向百花齐放的健全之路一样，中国的音乐也不能指望靠彩铃迎来真正的春天。

［链接］2006年最红音乐彩铃之不完全版（排名不分先后）

《香水有毒》

《QQ爱》

《求佛》

《老公老公我爱你》

《老婆老婆我爱你》

《秋天不回来》

《不要再来伤害我》

《那一夜》

《一万个理由》

《谁说喝醉就无所谓》

(观宇/编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