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年来，我国设立的改革试验区承担着不同的探索任务。最早批准的上海浦东新区综合配套改革试验区，着重探讨的是政府职能的转变，希望把经济体制改革与其他方面改革结合起来，探索并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
2006年5月设立的天津滨海新区，探讨的则是新的城市发展模式，其目的是在引进外资和先进技术，
推动环渤海地区经济发展的同时，走新型工业化道路，把增强自主创新能力作为中心环节，积极发展高新技术产业和现代服务业，提高对区域经济的带动作用。
设立成渝改革试验区，则是为了探索改变中国城乡二元经济结构，希望形成统筹城乡发展的体制机制，促进城乡经济社会协调发展，最终使农村居民、进城务工人员及其家属在各个方面享有与城市居民一样平等的权利、均等化的公共服务和同质化的生活条件。它将进一步增强西部地区城镇的产业集聚功能和综合承载能力，优化城乡资源配置和产业的有效整合，全面推进成都经济区、成渝经济区建设，促进西部大开发战略再上新的台阶。
而最新设立的武汉城市圈和长株潭城市群，围绕“两型社会”，希望在解决资源、环境与经济发展的矛盾问题上有所探索，避免走“先发展、后治理”的老路，探索内生型经济发展道路，建立适合中国国情的内生型发展模式，促进中部地区崛起。
循着4个试验区成立的先后顺序，我们不难看出，试验区的设立正在从围绕经济发展向更看重和谐社会建设转变。这也是最近几年国家大政方针所在。
目前，改革试验区一体化的体制机制障碍仍然存在。如武汉城市圈内存在着城际高速公路收费、跨城公交迟迟没有进展，通信同城收费、统一区号久谈不妥等。这些问题除了地区经济社会发展的阶段性特征外，都是由行政区划导致的，需要通过综合配套改革逐步加以解决。
但我们更欣喜地看到，加强东西南北各区域协调机构之间的合作，已在我国区域合作机制创新中形成新的突破。中部地区围绕国家中部崛起的战略，正在着力解决经济发展的二元结构矛盾，全力推进新型工业化进程，形成若干具有国际竞争力的产业集群，以此来推动经济快速发展；振兴东北战略实施4年，东北发展活力明显增强，产业结构调整和国有企业改革改组改造加快，“老工业巨人”正在重振雄风。
目前，在全国区域经济格局中，各大区域之间的合作日趋密切，相互之间的种种“壁垒”正在被打破，各地区的比较优势，将随着分工合作的深化和经济资源的整合而在全国范围内实现优化配置。 (文/熊金超选自《半月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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