立法还权于民，扩大公民参与立法的范围和层次，是推进“公民立法”的一项重大创举。
2008年2月，一份立法招标公告出现在太原市人大网站及当地媒体上，内容是起草《太原市文化产业促进条例（草案建议稿）》。截至目前，已经有七八家投标单位报名参加。太原市人大称，此举旨在实践立法改革，是一种创新立法
方式的探索。
地方人大要制订一部关于文化产业促进的《条例》，《条例》的起草者并不是人大科教委和法制委，也不是常例的相关政府部门，而是通过向社会公开招标，这样的做法闻所未闻。这一方面固然在于人大可以选取最完善的起草方案，更重要的则在于立法还权于民，扩大公民参与立法的范围和层次，是推进“公民立法”的一项重大创举。
虽然公民参与立法进行了多年的探索，但仍有一个重大的缺口。就大的环节而言，立法过程起码包括确定立法项目、起草法律文本、人大审议通过三大环节。而所谓公民参与则只在两个方面有突破，即在确定立法项目时，机关、企事业单位、社会团体、公民均可以直接或通过人民代表大会代表、各专门委员会、常务委员会工作部门向常务委员会提出立法建议项目；在法律草案的初稿形成、人大审议之前，通过媒体向全社会公开征求意见。但恰恰是法律的起草，很难有公民参与的制度设计，在公民参与立法的整个链条上，偏偏缺少了法规起草这样一个最重要的环节。现在，太原市人大通过向社会招标的办法征集法规起草人，或可填补公民参与立法的缺口。
自己管辖领域内的行政规章由相关的政府部门自己主持起草，即通常所说的“部门立法”，已经成为我国立法实践中的一种惯例。
从法理上讲，立法是权利和义务的第一次分配，而“部门立法”不可避免地会将部门利益最大化，从而必然损害公共价值和公众利益。而“立法招标”的最大价值，正在于可望回避部门利益对立法公正性的干扰。
事实上，任何团体和个人都会有自身的私利，连政府部门都不能例外，高等院校、科研院所等自然更不会例外。
过去立法政治家说了算，法学家说了不算；现在是法学家说了，政治家点头了就算--其中固然有不小的进步，但绝不可盲目乐观。笔者以为，现在面向专家团队的“立法招标”，与《立法法》中鼓励公民多途径参与立法的规定，并非完全一回事———前者充其量只是后者的一部分而不是全部。立法招标要避免搞成“专家立法”。
在操作程序上，“部门立法”是政府部门制定法律草案然后交人大审议，而“立法招标”是专家团队制定法律草案然后交人大审议，两者有一个共同点：都忽略了更广泛民意对于立法意见的自由表达。因此，即使是“立法招标”，法律起草完毕在提交人大审议之前也必须先向社会公开并征求意见———既然“部门”不足以替公众“代言”，“专家”自然同样不可。 （殷国安 舒圣祥）
（编辑：xiaoF）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