记者　邱登科

商业自古就有，商业文明则是“进步”的产物，而商业文明和政治文明的相互改变和型塑，更是任何一个伟大民族迟早面临的考验。

商业文明与政治文明的互动

商业与政治，看似关系很远实则关系很近。

早在古希腊时期，当时的雅典是与斯巴达相对立的强大的海上强国，同时

对比东西方国家的发展历史，我们不难看出，在西方国家，商业文明是政治文明即民主体制的基础，二者之间是一种互动的关系，商业文明孕育了政治文明，同时政治文明也反过来推动和保护了商业文明。而在东方，特别是中国，商业是从属于政治的，没有政治的支持，任何商业也是不可能做大的，所以在晚清即有红顶商人之说。还是以下西洋为例，英国早期同样有人远涉重洋寻找新大陆，但那完全是个人的冒险，政府只是提供资助和引导，二者的互动关系十分明显，郑和的下西洋，就是政治考虑多于经济考虑，是要远播华夏文明，所以，一旦国内形势不允许这么做，就连带百姓个人也不许下海了。即使是鸦片战争，当时的林则徐之所以敢和英国交手，并非没有考虑英国的报复，只是忽略了商人的作用，认为英国女王会出于政治考虑不会远渡重洋与中国开战，结果几票之差英国国会通过了对华开战的决议。

因此，从某种角度来看，鸦片战争也就是商业文明对于中国传统的农业文明的冲击。在中国，商业文明在政治文明之下，政府不可能为了商业利益去开战，对西方商业文明与政治的关系更是一无所知。所以，当价值数万万两白银的鸦片被付之一炬时，利益受到巨大伤害的英国商人们就起来向政府施压，以法定程序迫使政府向中国开战，虽然英国自身还在禁烟。

进入近代史的中国面对的不仅仅是船坚炮利，更多的是面对着从没遇到的崭新的文明———商业文明。所以，当鸦片战争之后，英国只要求中国开放口岸、允许与中国开展贸易却没有像事先料想的那样割地时，满清政府甚至觉得这还是蛮不错的，但是，很快这种贸易要求就使得满清政府认识到他们所遇到的是一种迥然不同的文明，这种商业文明对于中国的冲击要远甚于战舰对于中国的炮轰，中国的万里长城更大程度上是被这种隐形的文明所打破的，所带来的最直接后果就是闭关锁国局面的彻底打破，一批新的社会阶层即买办阶层和新兴的市民阶层悄然而生，在中国，商业第一次有了摆脱对于政治的依附的可能。帝国秩序的瓦解也正是从这里开始的。

政府主导下的商业文明扩展

新中国成立以后，中国逐步向世界敞开了大门，也进一步融入世界之中，特别是随着中国加入世贸组织，标志着中国不仅最终接纳了商业文明，融入其中，而且开始参与商业文明规则的制定，从而见证了中国的商业文明从小到大、从边缘到主流、从政治的附庸到平等主体这样一个历史过程。在这样一个过程中，中国的政治文明也在逐步向前发展。

这种政治文明的发展主要还是表现为政府对贸易和商业管制的减少。从进出口经营权的逐步放开，到商业性组织的不断壮大，使得主体越来越自由，游戏规则参与制定者越来越多，成为一个不可阻挡的趋势。衡量管制是否真正弱化，最简单的标准是看商业贸易中寻租活动是否在减少。这恰恰也是当前我国贸易领域的一个基本矛盾(寻求非生产性利润和寻求生产性利润的冲突)。

我们在分析商业文明的进步性时，也不能不考虑它所带来的“双刃剑效应”：国内经济的国际化，既让国民经济提升到新的层次，也令新兴部门和行业进入新的“雷区”；金融货币领域能够给国家和个人创造比(譬如讲)传统农业和制造业更大更快的效益，也可以给他们带来比后者更加可怕和迅雷不及掩耳的风险；现代化的政府在解决本国旧的贫困、封闭和愚昧等方面做了大量努力，也收到巨大、广泛的成效，但这些努力同时增加了社会和民众的新的、更难以满足的预期，增加了宏观控制的难度；对经济增长的比较简单的需求，变成了既要增长又要公平的复杂需求；对贫穷的单一治理，变成了对双重目标(旧式贫穷和富裕之后再贫穷的失落感)的同时应付；社会结构的变迁和各阶级阶层的整合，在全球化、国际化、信息化的条件下，不仅释放出巨大的创造力，也释放出巨大的破坏力。这是一个社会前进的新阶段，它显示了对传统封闭时代的重大超越，以及对政治文明的要求，也暴露出与更发达地带的明显差距。

（编辑：班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