每到岁末年关，劳动维权就成为社会关注的热点话题。在人们印象中，职工特别是农民工的劳动维权，就是追讨工资、要求工伤待遇与其他经济赔偿。但最近在辽宁阜新亲历许玉林工伤待遇争议再审工作后，笔者对职工劳动维权意义的看法发生了变化。
1992年9月，辽宁阜新市某国有大型煤矿职工许玉林在工作岗位上被人打
成重伤后，因种种原因，迟迟得不到工伤认定，工伤待遇无法落实，工资还被停发，后来又被矿上除名。因为无钱继续医治，许玉林病情恶化，最终发展为严重精神障碍，在家中误服农药身亡。许母、许父在艰难上访途中贫病交加，也相继离世。许玉林的长兄许玉宝辞掉在银行的工作，继续上访。
笔者让许玉宝算过一笔维权账，结果让人大吃一惊。15年来，整个家庭为许玉林维权而投入的直接费用将近50万元，直接损失超过100万元。这种惊人的付出获得了怎样的回报呢？2000年，法院终审落幕，许玉林获赔16.8万元。家属认为，无论就物质损失还是精神损害而言，这样的判决都没有体现公道，没有体现法律对用人单位蓄意违法行为的惩罚力度，因而提出申诉。一晃又是7年。笔者曾问许玉宝这样做是否值得，他潸然泪下："我们家不图别的，就要一个公道。"就为了这样一个公道，一个家庭豁出去15年。
还有一些农民工在讨公道过程中，甚至出现了过激和违法行为，酿成了惨剧。农民工默东因不满老板故意拖延，不予工伤赔偿，下决心不要赔偿也要一个说法，采取极端方式将老板射死，一审被判死缓。农民工王斌余找老板多次讨要工钱未果，还遭打骂，在极度绝望与愤怒之下，连杀4人重伤1人，一审被判死刑。
许玉林一家的马拉松式维权也好，默东、王斌余等农民工的过激式维权也好，都在警示社会：当劳动者不惜一切代价也要进行劳动维权时，他所追求的就绝不仅仅是经济赔偿，而是他作为劳动者在人格上应该得到的起码尊重。如果不加大对用人单位违法行为的惩戒力度，那些受害者可能连最基本的经济赔偿都得不到，遑论人格尊严受到尊重呢？因此，在努力构建和谐劳资关系、建设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今天，有关方面真的应该好好想一想，对那些在维权道路上艰难前行的劳动者，我们是不是亏欠了太多？（黄乐平）
（编辑：日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