早在1956年,党中央从中国地少人多的国情出发,就向全党发出了人死后火化、不再安葬留坟的倡议。毛泽东、周恩来等都带头签名,表示同意和支持。
周恩来为了给党员干部带个好头,早在1958年就派总理办公室主任童小鹏到重庆将1940年和1942年分别埋在那里的岳母杨振德和父亲周劭纲的灵榇挖出,火化后再深埋,不
再保留坟头,坟地交地方耕种。接着,他又在1965年的旧历除夕派侄儿周尔萃回到故乡淮安,做通周家有关亲属的思想工作,说服了淮安县委和地方干部群众,将他家在淮安东门外的七座祖茔全部平掉,棺木就地下沉,坟地也交给了当地生产队耕种。后来他又说服绍兴有关族人,将留在绍兴的祖茔也都平坟还耕。
周恩来说:“人死了,不做事了,还要占一块地盘,这是私有观念的表现。我们中国人多地少,所以坟地问题一定要解决。”周恩来并没有就此止步。他认为,中国几千年以来一直崇尚厚葬祖先的做法远不符合时代发展的脚步,仅仅平掉祖坟,还耕于民的做法还不够,对殡葬改革的推动也不彻底,因此,他又和邓颖超相约:死后火化,撒掉骨灰。
周恩来的卫士韩福裕对笔者说过,周总理、邓大姐夫妇俩认为,我们中国人从全尸下葬保留坟头到深葬不留坟头只是殡葬改革的第一步;从死后火化保留骨灰算是第二步;只有从火化后不保留骨灰才是殡葬意义上的彻底改革。“人生来是为人民服务的。生前的工作、劳动是为人民服务;死后火化撒掉骨灰,落到水里可以喂鱼虾,落在地上的,可以作为植物的肥料,还在继续为人民服务。只有这样,人类才是生生不灭的。”
但是,周恩来和邓颖超相约火化后撒掉骨灰的做法,周恩来却一直有一个担心:不知道他俩谁先去世。他认为,如果邓颖超先于他去世,他保证能撒掉邓颖超的骨灰,如果自己先于邓颖超去世,他担心邓颖超办不到。
1976年1月8日周恩来逝世后,邓颖超很快向中央打了报告,要求周恩来遗体火化后撒掉骨灰,并最终得到中央的批准。这样,才有了邓颖超一边抚摸着周恩来的骨灰一边说“恩来,你的愿望就要实现了”这句动人心弦的话。
北海湖畔祭老舍
周恩来就治的医院是中国人民解放军305医院,在北海公园的西侧,与中南海西花厅仅一街之隔。“文革”期间,北海公园已被当作“封、资、修”的东西而关闭。这倒给病中的周恩来平添了几分方便:院方在周恩来病房东侧开了一个便门,有时周恩来便在医护人员和身边工作人员陪同下到北海公园散步。
有一次,周恩来一行散步到北海公园的仿膳饭庄,特意请来仿膳饭庄的工作人员给他做了两道素淡的菜,一边品尝一边观赏。当周恩来看到“仿膳”牌匾下边的题签已被人挖掉时,脸色骤然严肃起来,问身旁一位服务员:“你知道你们这‘仿膳’两个字是谁写的吗?”由于“文革”期间,仿膳饭庄已被迫停业,人们对被造反派“除四旧”除掉的东西还多少有点敏感,所以服务员欲言又止。周恩来没等服务员回答,接着又说:“你们还是应该把老舍的名字补上去嘛!”
北海公园的仿膳饭庄是个老字号的饭店。新中国成立后,仿膳饭庄的领导想请一位名人为饭庄题写个店名,他们首先想到了郭沫若。可郭沫若收到他们请求题字的信后认为,自己的字太草,写出来不一定好看,一般群众又不认识,因此建议他们请字写得比较规矩工整的老舍先生题写。老舍二话没说,就给饭庄写了“仿膳”两个大字。店方将其制成一块牌匾,高高地悬挂起来,给饭庄平添了几分高雅和壮观。“文革”风起之后,造反成了时尚,破“四旧”成风,被诬为“美国特务”、“修正主义分子”和“反革命分子”的老舍自然不能留名在人世间了,所以,“仿膳”牌匾下的署名“老舍”两字就被强行挖掉了。
周恩来和老舍有着极其深厚的友谊。他俩从抗战期间相识,然后相交、相知,情谊与日俱增。然而,在那场浩劫中,老舍遭到迫害,于1966年8月24日投进北京太平湖自杀身亡。周恩来得到此噩耗后曾当着身边工作人员的面跺着脚说:“把老舍先生弄到这步田地,叫我怎么向社会交代啊!”
1966年国庆节,在天安门上,周恩来见到了北京市副市长王昆仑。王昆仑是当时北京市唯一未被“罢官”、“夺权”的副市长,是老舍被迫害、挨打的见证人。周恩来就向王昆仑打听老舍的情况,之后又约其到西花厅详谈,终于了解到事情的真相。但在那个非常时期,周恩来也只能忍住悲痛和愤怒,无法直抒胸臆,公开向人民表达自己的情感。但是,他发了话,仿膳饭庄还是很快在“仿膳”牌匾上补上了“老舍”两字的题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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