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沈默克作家

德国汉学家顾彬曾称当代中国文学是垃圾，掀起轩然大波。

暂搁下当代中国文学是否垃圾和垃圾中国文学之成因，先放眼五大洲四大洋，其实自上世纪六七十年代起，世界文学就一直在衰落、凋敝、不景气。好作家不再出世，好作品几近于无，从普遍水准的急速下滑而言，称得上准垃圾了。当代世界

是的，无论欧洲文学、美利坚文学、拉美文学，还是俄苏文学、非洲印支文学、亚太文学，廿世纪五十年代仿佛是一道分水岭，在此之后已经没有任何大师、巨匠诞生。以美国文学为例，从马克·吐温、霍桑、麦尔维尔、福克纳、海明威到所谓后现代一脉，即海勒、冯尼古特、库佛、巴思、品钦诸君，也就到这批二十世纪二三十年代出生的后现代作家，难以为继。

教授和批评家们，如马原、朱大可等，便不假思索地将文学之退行、萧条与电影之勃兴作人云亦云的联想，认为是有声彩色电影在市场份额上排挤了纯文本的文学而导致后者的衰落。他们夸张、鼓吹“新艺术”的胜利，一方面隐含科技决定论的先验逻辑，即与社会达尔文主义同样缺乏证据的艺术进化论之再度回归，愚蠢地在非食物生态链的层面煽惑“适者生存”之类的庄家理论；另一方面则暴露了言说者们自欺欺人的阿Q心态：文学“天命”转移、“文学蝶化”、“文学转世”、现如今的影视及英特网才是“文学”正道云云。

我们知道，批评家们只是“含泪”地转引了雅克·德里达和J-希利斯·米勒的牙慧罢了。外国大腕们信誓旦旦、忧心忡忡地指出，“电信时代”会埋葬一切文学形式，“会确定无疑地导致文学、哲学、精神分析学,甚至情书的终结。”然而，难道出于洋人之口就成为神谕圣谶，不证自明了？难道德里达或米勒做过任何可信赖的调查，“电信时代”的电影、电视和英特网确实普遍地、世界性地使图书市场萎缩，使作家们不会创作掷笔于地了？没有。在“后”学大腕那儿永远不会有这样的调查。他们只是用后现代主义不着边际的扯淡语言在骇人观点包装下抒发自己对移动电话、英特网之类新生事物的陌生和不适应罢了。

一

把一种艺术之颓败看做另一种新兴艺术压迫、淘汰之结果，这是典型的进化论及社会达尔文主义的观点，尽管洋人大腕和“含泪”买办们未必愿意承认。只要翻翻许靖华的《大灭绝》，这些潜意识的进化论者便会清楚进化论有多么荒谬。不过我们险些忘了，尽管“后”学家言必称“不确定性”、“悖谬”等等科普术语，但他们对科学一窍不通的程度令人咋舌（详见纽约大学量子物理学家艾伦·索卡尔对后现代大腕们的恶搞“诈文”。）

事实是，欧美图书出版业（尤其文学图书出版业）并没因“电信时代”的蓬勃而趋于萎缩。真正受到冲击的是新闻纸媒。据美国权威商业调研机构“发行量审计署”对530份报纸的调查，发行量下降的趋势影响了大多数报纸。其中受影响最大的算是美国新闻纸媒的龙头老大《纽约时报》。由于发行量持续下降，广告日少，财政渐成问题，《纽约时报》曾经对采编和印刷部门大量裁员，原800名编辑记者被裁去250人，为节省纸张和成本缩窄了报纸版面。不光纸媒，美国三大无线电视网NBC、ABC、CBS的新闻收视率也急速下滑（盖洛普的民调，42％的美国人觉得三大电视台的新闻主播左倾）。英特网的新闻更新，多元化的博客媒体和RSS订阅技术的出现等确实从某种意义上略胜传统新闻媒体一筹。不过在这“略胜”背后，并不止于技术决定论和文化进化论那么简单，其深层症结，归根结底还是意识形态。美国人民日益右倾已经尽人皆知，RichardPosner在《BadNews》里说，普通美国人里，14%的人认为自己属于自由派，26%的人认为自己是保守派（转引自九喻）；可在新闻从业人员里，56%的人认为自己是自由派，只有18%的人认为自己是保守派。这两组完全逆向的数字足以说明美国各大主流媒体的左倾本质，而美国新闻从业者的左倾政治取向和摇摆往右的美国人民刚好相反。从上世纪三十年代到七十年代，美国人民总体而言是左倾的，那时的主流左派媒体如鱼得水。现如今的美国人民右倾了，但左倾媒体不可能跟着右转，这就决定了它们逐步被右倾的美国大众所抛弃。相比之下，右翼有线电视台福克斯（Fox）的收视率2003年已超越左派的有线CNN，06年接近无线CBS，进步神速。左翼纸媒旗舰《纽约时报》发行量今年下跌3.85%，右翼大报《华尔街日报》则获得了1%左右增长。大量美国读者不再读纸媒，而去读网媒，读博客，意识形态的因素恐怕是主要的。

既然平面媒体未必是直接被“电信时代”的佼佼者英特网所打败，而是有更深层次的意识形态原因，同理，我们决不可盲目听信“后”学家忽悠什么“电信时代”到来文学时代终结之类的梦呓。世界文学在二十世纪后半叶的萧条衰败，亦自有其更深刻的原因或曰祸根。这条祸根，很不幸，与资本主义的运作机制紧密缠结。

古登堡印刷术之发明堪称第一次传媒革命，使书籍制作、知识和信息传播变得廉价而便捷。现代文学、现代宗教和政治的异军突起，与封建专制并驾齐驱且后来居上，古登堡革命功不可没。马丁·路德与加尔文的宗教革命（一百年间印刷了多种语言版本的《圣经》，打破天主教会垄断），卡斯特里奥反对加尔文（印刷小册子），孟德斯鸠、狄德罗、卢梭、伏尔泰等人的启蒙运动，以及现代文学的崛起（拉伯雷的《巨人传》、塞万提斯《堂吉诃德》、蒙田、弥尔顿），没有古登堡革命的印刷传播，是不可能成功的。但古登堡的“革命”是一次商业革命，“作为大众传播的第一个技术形态”，它仍然是资本主义生命树上所结的一枚硕果。

不管马克斯·韦伯的《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讲得多么冠冕堂皇，资本主义的本质无非钱滚钱、利叠利，资本家的基本行为动机无非“从牛身上刮油，从人身上刮钱”，为此他们不惜“要穿过地狱去寻宝，哪怕地狱之火烤焦了船帆也在所不惜”。也许早期资本主义确实有着清教徒的正直和操守，但发达资本主义时代，“大获全胜的资本主义，依赖于机器的基础，已不再需要这种精神的支持了”，“启蒙主义脸上的玫瑰色红晕似乎也在无可挽回地褪去。天职责任的观念，在我们的生活中也像死去的宗教信仰一样，只是幽灵般地徘徊着”。这时候，绝大部分的资本家都狗苟蝇营，逐臭而往，不受任何宗教、道德约束。

这个资本主义无道德的“发达资本主义时代”，就是欧洲的十九世纪，准确而言，就是拿破仑三世统治的时代。小波拿巴民选上台后，靠军队政变解散了国民议会，逮捕议员，然后经过愚蠢的公投认可程序，正式加冕做皇帝。法兰西第二帝国是一个典型的模式，向后人揭示资本主义“做生意的自由”不需要政治自由为后盾。在专制统治之下，资本家如同帝国的头号宠儿，因为小拿破仑的“自由主义”新经济政策（包括简化股份公司申请手续，支持资本家建造铁路，鼓励消费……）就是要招揽金融资本，对资本家投怀送抱。第二帝国早期，好商佳(BonMarche)跃然成为全世界第一家百货公司，路易·威登(LouisVuitton)开始兜售旅行箱，以自己的名字做品牌的服装设计师变成了主流时尚，据说左拉《妇女乐园》描写的百货商店即取材于好商佳和萨马利丹两大百货公司的运营模式（《百货公司小说的诞生》，辜振丰）。小拿破仑的政治专制主义和经济市场主义二位一体的政策当然不是为了“法国人民的利益”，而是为了重振拿破仑皇族的家声，甚至野心勃勃地问鼎“千古一帝”。他的重商主义，其实与罗马那个谋杀父亲奥列留的暴君康茂德的角斗场主义一样，无非是坐稳江山、笼络人心的手段而已。借用英国《卫报》的评价，“自由派皇帝”小拿破仑其“目的只有一个：让法国人相信自己会变得更富裕，然后着手去解决那些影响法国稳定的社会问题。他的经济政策使法国成为一个纸醉金迷的国度，富豪们在民众面前炫耀财富。他的支持者一边继续发家，一边依赖他让‘小人物们’保持安静，共和派的最积极代表只能流亡海外。在他的统治下，媒体只是在理论上保持自由，太过批评性的报纸会受到政府的客气‘警告’，自我审查成了新闻人的第二天性。当时尽管也出了一些大艺术家，但他们多半流落他乡，否则就会因‘不道德’而面临受审判的危险，例如福楼拜和波德莱尔”。故，塞纳省长G.E.豪斯曼1853年对巴黎市区进行的大规模改建不是什么“仿生建筑”，本雅明说，“豪斯曼的真实目的是想保证巴黎城免于内战。他想使巴黎永远无法设置街垒。豪斯曼打算用两种方法结束这种现象。街道的宽度首先要使街垒的设置无法实现。其次，新的街道将在兵营和平民区间提供最短的线路。当代人将这一举动称为‘战略美化’。”通过小拿破仑皇帝、金融商业资本家和豪斯曼的群策群力，“影响法国稳定”的问题似乎解决得差不多了，无产者被放逐到城市郊区，动荡的因素无声消失，法国完成了工业革命，重工业中机器生产普遍代替手工劳动。大工业时代来临，巴黎成为世界金融中心之一，1855年和1867年法国两次举办炫耀国力国富的万国博览会。当然，在伟大的资本主义的法兰西第二帝国之内，没有伟大文学的一席之地，像福楼拜和波德莱尔那样的文学家尚可苟且度日，伟大如雨果，便只能流亡于泽西小岛，自绝于帝国，自绝于人民了。若非小拿破仑妄自尊大，捋俾斯麦的虎须，兵败被擒，帝国寿终正寝，恐怕雨果再伟大五倍，也不得不埋骨异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