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璋尊
“烽火连三月，家书抵万金。”
可是在那些动荡的年月里，我最惧怕的，就是家书。
1965年秋，我们一群在全国高等院校毕业的学子汇集在深山野岭的地质队劳动实习。翌年“文革”烽火连天烧起，“根正苗红”的实习生丢下劳动工具，手臂戴上“红卫兵”袖章，红艳艳红火火地“大串联”去，我
们几个有海外关系的，仍得留在队上坚守岗位劳动。政治上低人一等，口头上不敢有半句怨言。
不但没有怨言，还要加倍劳动，争取“脱胎换骨”。因此，我选择了地质队的特重工种———隧道工。尽管身体单薄弱小，我心甘情愿地咬紧牙关地干，后来被评上劳动实习生模范。
有一天，我下早班从隧道里出来，和平日一样与大伙儿高唱《我们走在大路上》，以振奋疲劳一夜的身心。在队部传达室门口，陈伯轻声细语地叫住我：“喂，小黄，你过来！”
他神色诡秘目顾左右，一副生怕被人发现的表情。我的心陡然沉了下来。
满身泥水的我跟随陈伯进入传达室，他猛地把一封信塞到我的手里：“快，快拿着，别人不知道……”
我接过信扫一眼，信封挺特别，知道是国外来的信，慌忙揣进怀里，忐忑着心匆匆回到栖身的茅屋（宿舍）。信果然是远在泰国的父亲寄来的。幸好，陈伯是个退休的地质工程师，见识广，人又好心，一向都很关心我，否则这封信被别人传出去，岂不是祸从天降，落个“特嫌”和“里通外国”的罪名？
信是父亲经过多处亲人探听到我的地址后写来的。毕业离校时，我就忍心舍爱决定暂时中断和父亲的联系，生怕这层海外关系惹祸，害了我的政治生命和前途，谁知父亲还是千方百计找到了我。
我颤抖着把信打开。的确是封极普通的家信，无非是嘱咐我保重身体好好工作，他自己平安、生意景气之类的家常话，我却像做贼般偷偷读着这些千山万水越洋而来的家常话。
看过之后，我马上把它揣进怀里，噙着激动的眼泪，悄悄地趁着厕所无人的时候，划一根火柴，把信烧掉，还生怕灰烬复燃，又打了一桶水将灰烬冲进粪坑里，然后才定下心走出厕所。
岁月悠悠，此事已经过去30多年了，但烧毁家书的那一幕依然历历在目。父母生我养我供我读书，可我连自己的行踪都不告诉他们，古今同视为“万金”的珍贵家书和一个父亲对儿子的思念竟成了最令人恐惧的东西！
像我这样不敢与海外亲人联系、焚烧家书的，在那个年代，不知有多少人！只有到了改革开放的年代，惧怕家书才变为盼望家书。1984年的一天，我接到父亲来信，他要回国观光，嘱我到广州白云机场接他，我真是喜出望外，激动得彻夜辗转反侧。“家书抵万金”，这时的我终于真切地读懂了“万金”的含义和分量！
（编辑：BE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