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雷德岩

1968年7月，我从崖县中学回到父母所在的农场，开始了十年农场工人的生涯。

从文化大革命开始，我们家就受到冲击，父亲被戴上反动资本家的帽子，抄家、游斗、被殴打……一件又一件的

父亲对此十分内疚。他对我说：“没想到回国你们会没书读，要是在海外，我就怕你们不读书。”

上世纪40年代末，我们家在海外已经很富有，光是汽车就有几部，根本不愁吃穿。50年代中期，父亲为了发展祖国橡胶事业，变卖家财，冒着生命危险，给祖国带回了国外的禁运品———优良橡胶品种，因此受到周恩来总理接见和国家嘉奖。

父亲的爱国行为曾使我们引以为自豪，可是没想到如今在政治上我们成了社会最底层的人。父母和我们兄弟姐妹无论走到哪里都受到人们唾弃、谩骂，不要说理想前途，就是连基本的人格都没有了。

不知多少回，当夜幕降临，对着暗淡的小煤油灯，我为自己的前途发愁。繁重的体力劳动，低下的生活水平，恶劣的环境，总也摆脱不了。那些年，也曾有热心人多次向农场推荐我去学医，但希望总是变成失望。

希望破灭，越发激起我奋发图强的决心。我自学了人体解剖学、病理学、药理学、中医诊断学，掌握了中医诊脉开方、兽医技术、西医护理等知识。

1975年暑假，我接到通知，到本地的职工子弟学校报到。那时是文革后期，学生上课虽然有课本，但老师的备课材料贫乏。开学就要上课，不要说备课、教材教法皆不懂，就连高中时学的一点知识也只留下片言只语。听课、模仿、自学，在责任心驱使下，我不断努力，逐渐提高了教学水平。距学校几公里的一所农村中学，有一位师范学院毕业的老师。我为了学到规范的教材教法，向他提出听课的要求。开始他没有答应，于是我改变主意，请他听我的课，讲评我的教学，双方进行教学交流。就这样不断地取他人之长，我步履趔趄地走过了3年。

1978年，我教初三语文课，同时任语文科教研组长。6月14日，我代表学校到农场教育科开会，布置暑假前的工作。会议期间，我意外地看到高考招生简章，心里非常兴奋，毫不犹豫地报了名。

1977年国家刚刚恢复高考，我就报名参加考试，却拿不到准考证。因为那时父亲没平反，我还是黑帮子弟，没有接受大学教育的权利。所幸1978年3月，中共崖县组织部作出为父亲平反的决定。这让我又鼓起再次报名参加高考的勇气。这次我志在必得，心中的求学欲望被压抑得太久了！

高考时间是7月20日，只有一个月左右时间，要准备的功课太多，还不能耽误给学生复习上课，实在紧张。但机会对我来说太难得了。我心中涌动着一股激情，一定要上大学！我给自己制定了无可奈何的策略，放弃数理化，强攻文史地。我下狠决心，安排出周密的作息时间，规定了各门功课的学习任务，高温酷暑阻止不了我要上大学的强烈欲望。

功夫不负有心人。我终于收到高校录取通知书！

春来冬往，寒暑易节。我在课室、图书馆、宿舍，度过了一天又一天。为了学懂功课，每门专业课我最少看三种以上不同版本的教材，寻求不同专家的不同观点，增加自己的知识面。星期六晚上，学校在露天操场放电影，我独自在课室里默默学习。操场离课室只有200米远，电影什么时候开始，什么时候结束，我一点也不知道。不知疲倦地猎取、反复研习，我进入了中华文化宽敞的殿堂。民族学院只有几个归侨学生，我们和各民族同学和睦相处，没有受到任何歧视。我先后担任班学习委员、学院学生会主席等职务。大学四年，我最终以专业课成绩优异、总分第一、连续四年三好学生的成绩走向社会……

（编辑：CY）