翟春阳

香港一些高校近年在内地招生，备受高分考生追捧，很多“高考状元”弃北大、清华而转投香港大学与香港科技大学，并因此引发北大、清华被香港高校扫入“二流”的说法。对此一说法，理性的声音是呼吁内地高校不应放过如此难得的自我反思的契机，要从体制与教学上寻找自己相对于香港高校的缺陷与不足，但遗憾的是，内地高校似乎缺乏反思的自觉，北大有关人士指斥“二流说”为“无稽之谈”——这也没啥好奇怪的，缺乏反省可说是北大、清华近年来面对公众批评时的一贯态度。然而另有如下一种来自北大的论调却应引起公众的警惕：北大法学院教授孙东东呼吁今后把香港高校的招生纳入统招计划。孙东东认为，目前的招生制度为香港高校招生提供太多便利，但客观上造成内地名校录取考生不报到、浪费招生计划的问题。

孙东东指出的问题当然是实实在在的，但孙东东的观点也正体现了内地招生实行“统招”的一贯思维，那就是只从自身利益着想，而不为学生的利益着想。“统招”确实有助于避免招生计划的浪费，但年年又有多少成绩优异的考生因“统招”的限制而难以进入相应档次的学校就读！我一位朋友的女儿今年参加了北京的高考，估分６５０分，实得６４０分，参考去年清华调档线只有６２８分的情况，她在一类院校中第一志愿选报了清华大学，但没想到今年的北京高考成绩较去年大幅涨水，清华理科调档线竟达６６６分。谁都知道，在中国目前的“统招”体制下，第二志愿基本上属于摆设，第一志愿如果落选，就会被“扫入二流”，那么我这位朋友的女儿，尽管考出了６４０分的高分，最后可供选择的却只有如下两个结果：一是复读，一是甘于上二本。而复读的结果会怎样呢？同样很难说，只要目前的这种“统招”方式不改，考生就无法绝对主宰自己的命运。

而香港高校之所以备受内地考生的追捧，除了香港高校独有的教学优势与就业优势外，我认为另有一主要原因则是，报考香港高校并不与报考内地高校相冲突，被一方录取并不影响被另一方录取，而到底进哪一所学校读书，最后的选择权在于考生。显然，考生多一分自主选择权，就意味着少一分报考的风险，如果国内高考能废除“统招”，废除“计划”，就能将这种风险降至于“零”。在这个问题上，旅美学者、现就教于耶鲁大学的薛涌先生发表了不少文章加以阐述，他指出，在美国，一个考生同时收到五六所高校的通知书也并不稀罕，“即使像哈佛、耶鲁这样的名校，每年也都有不少录取了而不来的学生，所以大家都会多招一些”；而为了争夺优秀考生，各高校会争相提供优惠条件，如减免学费、提供高额奖学金甚至提供生活费用。薛涌进而质疑道：“我们的制度，为什么只逼着考生进行如此残酷的竞争，却不鼓励大学之间的竞争？”薛涌更指“先报志愿后公布成绩”是一个“非常荒谬的制度”，分明是与学生为敌，逼着孩子小小年纪就进行人生赌博。

毋庸讳言，内地高校的办学尚没有摆脱“计划体制”，计划体制保证了内地高校的“规格”同时也保证了校长的行政级别以及众多高校官员与教授的福利——这就是“既得利益”，身为北大法学院教授的孙东东先生无疑是这一既得利益集团的一员，所以他捍卫这种“计划体制”并企图将香港高校纳入这一体制，也就一点不让人感到奇怪。试想，如果香港高校一旦纳入“计划”之毂，也像内地这样办教育，后果将会怎样？它们必将“泯然众人矣”，也就不再可能对国家年拨十几亿的北大、清华的“一流”地位构成威胁——多么一厢情愿的如意算盘啊！

来源：中国经济时报

（编辑：杨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