邓海建

有向瓜农收900元卫生费的现代聊斋、有要擦皮鞋者统一着装的都市怪谈、有要建设“无摊城市”的城市乌托邦……在过眼的新闻里总有一些人，因为城市的面子而呼吸艰难。

“都4天了，到现在也没有一人来看望，更别说给我们付医药费了。”在河南省信阳市平桥区人民医院，40岁的李玉梅哭着说。李玉梅称，几天前，她丈夫王志在街上卖玉米时，被市政管理人员打成肋骨骨折。（7月8日《大河报》）无独有偶。在同一天的《大河报》上，还有一则新闻：因为郑州市区禁止瓜车进城，造成部分瓜农只好以每斤5分钱的价钱，在郊外便宜处理。而因为瓜农不愿缴管理费，当地政府部门指定的西瓜直销点常常空空如也。

在城市，谁会同情一筐鲜香玉米、一车甜蜜西瓜的命运？这一切，只因怕被玉米、西瓜“弄脏了地面”。而“弄脏了地面”的大抵是农民、下岗工人等弱势人群，他们为了生存而“与人方便与己方便”，挣一份血汗钱，却不幸让“城市的面子”很不高兴。打伤农民的市政管理者可能忘了，制度之上还有不灭的人性。

为何玉米、西瓜在城市的命运如此不堪？是“市容市貌决定论”。在“街道整洁”的城市政绩表象观作祟下，一些好面子的城市政府，默认“能干队伍”运用暴力“清洁地面”。他们可以置现实的民生状况与人文取向于脑后，沿着权力路径走向思维的偏执，把社会胜境理想化地归置成“城市人自家的天堂”。于是，以玉米、西瓜为代表的民生利益，成了城市妆容上的雀斑，城市管理者以为必“除之而后美”。

是权力放大后的“执法惰性”。文明执法与野蛮执法的区别在于程序和手段，公正的程序才能带来公正的结果。

就逻辑而言，城管执法人员的权力边界以及可采取的手段种类，都不能逾越其应恪守的法理界限，但法规在赋予城管职责的同时，相应的监督机制却不完备，导致监管缺失下的权力异化成为常态。服务与引导能让城市干净，砸了玉米、堵了西瓜也能让城市干净，但从机会成本来看，后者的震慑力大、见效快、且成本为零，无怪乎被惰性执法者常用。

我在韩国旅游时，一直为城市里随处可见的小摊小贩担心，这些普遍“占道经营”的行为，能与干净的城市相安无事吗？然而，这里的城市很干净，我也没看见一个城管。据说，当纽约市议会提出《人行道摊位修正法案》，要对占道经营加以“有条件”限制时，纽约市长否决了提案，理由是这将可能使一部分“新移民”、“小生意业者”的生存权利受到可想而知的损害……相比之下，我们的城市为何容不下玉米和西瓜？

来源：新京报

（编辑：杨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