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铮

我觉得我和少奇同志的婚姻确实是很慎重的。我对他很尊敬，同时对他生活没人照顾很同情。我们从好感到恋爱。

难忘的结婚“仪式”

反正在西柏坡的这一段，一来二往的，我们就确定了关系。但我向少奇提出：我还不是共产党员，等我的入党申请批准以后再结婚。少奇同意。其实在北平的时候，地下党组织就要吸收我入党。那时青年学生靠拢共产党的要成为党员并不难，但当时我对党的认识很少，看了一些有关党的书籍，包括《论共产党员的修养》，觉得我还不符合条件。

过了一段，党支部通知我，我的入党申请批准了。我连忙给少奇写了一封便信，告诉他这件事。信是托王炳南同志开会时带去的，我不好意思老往少奇那儿跑。

决定结婚以后，少奇要我把我的行李搬到他那儿去。我对结婚还有点老观念。我问他：“我就这样搬到你这里，算是怎么回事？要不要到机关大食堂宣布一下？”少奇思想比我解放，他说不用，结婚就是两个人的事。

外事组的同志们知道我要结婚，热情地为我张罗。8月20日那天，外事组开了个会，欢送我。大家一定要我唱歌，我只好站起来唱了个德国歌，唱到半截忘词儿了，章文晋同志接着唱下去了。同志们还给我买了两件衬衫。

第二天，少奇派他的卫士长李长友同志带着他的信来接我，帮我搬行李。他交待卫士长说：“今天我要成家了。光美同志不好意思，你们去把她接来吧！”其实我的行李很简单，主要就是一套白里白面的被子褥子。当时我下乡的时候，一开始用的是红缎子被面。老乡们感到稀罕，老摸我的被子。我觉得这样可能脱离群众，就托人把红缎子被面拿到瓦窑堡的集市上卖了，用卖得的钱买了红枣、猪肉等东西，回来煮了典型的延安特色菜“红枣炖肉”，同志们一起会了一次餐。这以后，我的被子和褥子就都是白里白面的了。

一见少奇的卫士长来接我，外事组的同志们忙乎起来。大家觉得是搞外事的，有点洋知识，就说结婚应该有蛋糕。同志们从集市上买来鸡蛋、奶粉、糖，调的调，蒸的蒸，做了一个大蛋糕，上面还设计了花，挺好看。几位女同志送我的时候，就把蛋糕带着，搁在了少奇的里屋。

正好这天晚饭后食堂里有舞会，少奇和我都去了。大家知道我们今天结婚，就更加热闹了。那天毛主席、周恩来同志都在。恩来同志特聪明，他见我们没有专门举行结婚仪式，就跟毛主席说：“咱们一起上少奇同志家，看看他们住的地方。”这样，我和少奇就陪着毛主席、恩来同志，还有外事组的一些同志回来了。来了之后，主席、恩来、少奇在办公室谈话，外事组的几个女同志就和我到另外一间屋，找刀子、盘子切蛋糕。打开一看，蛋糕已经被挖走了一块，原来是涛涛等不及，先挖一块吃了。我们给主席、恩来、少奇三个人每人切了一份蛋糕。他们一面说说笑笑，一面吃蛋糕，最后都吃光了。毛主席还给他的女儿李讷要了一块带回去。这天，是1948年8月21日。

我觉得，我和少奇同志结婚，说没仪式也没仪式，因为我们从一开始就没有打算举行什么仪式，少奇跟平常一样整天都在工作；说有仪式也有仪式，那天机关正好有舞会，很热闹，而且毛主席、恩来同志亲自登门祝贺。

（日京／编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