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治

建构新型的自我观

吴玉军在《天津社会科学》2005年第6期撰文阐述“如何建构一种新型的自我观”。文章认为，现代化作为一项不断颠覆现有行为方式的进程，将不确定性的关系注入到了人类事务当中，促使人们重新审视和评估所面对的一切。生活在现代社会的人，在自我同一性的解构、归属感的匮乏、感性欲望的膨胀当中，深陷于自我认同焦虑的困境。如何建构一种新型的自我观，从而为解决现代人的认同焦虑奠定理论基础，这是摆在我们面前的一项重要任务。我们必须在摈弃先验自我观的同时，构建一种关系性的自我观念和共享式的新型人际关系，并且应当超越纯感性物质享受，提升自我的生存境界。

●经济

防范农村金融空洞化

代玉梅等在《重庆工商大学学报》2005年第5期撰文阐述“我国农村金融空洞化研究”。文章指出，我国农村金融空洞化现象的出现，严重制约了广大农村地区的经济发展。防范金融空洞化，金融机构应转变观念，支持农村地区经济发展，完善金融支持体系，加快民间金融进入农村地区，开放资本证券市场，加快直接融资步伐，加快合作性金融机构的发展，创建中国邮政储蓄银行，深化金融体制改革，完善农村优惠信贷政策。

●法学

执法中的零容忍政策

王世洲等在《新华文摘》2005年23期撰文阐述“零容忍政策”。文章认为，零容忍政策不是一种立法或者司法方面的政策，而是一种警察在具体执法活动中贯彻的政策。零容忍政策的核心就是要对各种反社会的行为和犯罪采取严厉打击的态度，哪怕是对轻微的违法犯罪行为，也要进行彻底的斗争。以“破窗”理论为基础的零容忍政策，强调警务工作应当变被动打击为积极预防，通过对各种轻微的违法犯罪行为坚决依法处置，改革了过去警务策略的弊端，比较好地实现了维护社会治安的现实需要。我们应当重视这一政策在维护社会治安中的合理性和有效性。

●社科

幸福指数衡量社会和谐发展

邢占军在2005年12月6日《光明日报》撰文阐述“幸福指数”。文章指出，幸福指数是衡量一个社会和谐发展的重要指标。衡量一个社会的和谐发展，最根本的标准是这个社会是否能够很好地满足人们的生存需求，是否能够为人们提供广阔的自由发展空间，是否坚持社会发展目标上的以人为本。从这个标准来看，以往将GDP反映经济发展的指标作为衡量社会发展的核心指标的做法显然是不充分的。反映人们主观生活质量的幸福指数，可以弥补GDP指标的不足，用以衡量社会的全面进步与和谐发展。当前，我国处在经济体制转轨期，我们应当密切关注各项重大政策对人们整体幸福感的影响、关注城乡居民幸福感的差异和走势、关注社会不同利益群体幸福感的状况，充分考虑发展的速度、改革的力度和人们幸福度的协调与统一。

●历史

清华学派与国际前沿

李伯重在最近一期《清华大学学报》上撰文阐述“清华学派与国际前沿”。文章认为，中国近代史研究始建于20世纪初期，恰逢西方学界对过去半个多世纪中史学在研究内容、方法与手段方面的最新进展进行总结的时期。与此同时，以梁启超、王国维和陈寅恪为代表的清华学派，也对中国史学在过去半个世纪的深刻变化以及亟待解决的问题进行了总结，可以看出他们在“研究什么”和“怎样研究”这两个史学的根本问题上确实站到了当时的“国际前沿”。不仅如此，在如何对待传统史学中的合理成分方面，清华学派的态度似乎比西方学派还要合理。（本栏供稿：广东省委党校图书馆沈舒）

（侯颖／编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