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报美术总监　颜长江

1月12日，冰雪严寒，重庆武隆仙女山上，伴随着悠扬的古筝曲调，四川美院张教授用毛笔蘸墨在身裹白绢的“七仙女”身上闭目挥毫……此“作品”被称为“行为书写”艺术。近些年来，这类惊世骇俗的行为艺术屡见不鲜，如何评判这种“艺术”？什么才是艺术的本质？颜长江的长文对此进行了一番廓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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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什么也没有穿”？

“悠扬的中国古筝曲在滑雪场上空响起，身裹白绢的‘七仙女’在雪地上闭目自顾随笔而舞，随着张教授手中笔的起落，她们完全沉浸在悠远的音乐和白色的冰雪世界中，白皑皑的雪地上留下的是一道流动的墨迹……”

这是关于1月12日重庆川美教授在武隆仙女山“行为书写”的报道文字，新闻图片上的张教授确实像位大仙，十分的飘逸，但我却很想问一句，张教授你这是做啥子嘛，这还不把女娃儿给冻惨啦，真是好造孽哟！

那些女娃儿又不是冬泳运动员，啷个扛得起，所以我很怀疑她们会在冰天雪地里沉浸在音乐声中。果然报道又写道，“由于怕冷不想穿得太少，七个美女大学生有五个选择穿着裤子上阵”，“五名女孩不时避开张教授手中的毛笔，使得他必须不停移动寻找‘画布’”。

怎么有点像“老鹰捉小鸡”。这个行为是在一种不自然的状态下完成的。就像几年前，广州市一位仁兄给几个衳女刷油漆一样，说是表现环保主题。我猜不出这些行为的深意，我看出的意义是：我们要关注女性健康，尤其是不能让她们冻着，那容易有后遗症。

这桩事情是值得怀疑的诸多中国当代行为艺术中最新的一桩。别看中国一年有几百上千个行为，可它们都有高度的同质性，或者说表征更准确，因为质———一种主题、概念和理论体系———似乎并不容易看到。以下就把这几个特征或说疑惑说出来，看能否得出“他什么也没有穿”的结论。

“行为艺术”之一

艺术家的强势滥用

在这场行为书写中，姑娘们无奈，张教授坚持（啊，他身上的衣服倒是不少），让人有一种在冰天雪地里“三陪”的感觉。他们之间，可能是一种金钱的雇用关系或者是事关尊重与服从的师生关系。总之，在现场是一种不平等的关系，一种强势利用了一种弱势的关系。

这在当代行为艺术里比比皆是。除了利用美少女外，还有利用死婴的，利用动物的，更多的是雇佣民工。这几种社会角色本身处于弱势，易于操控，还都颇具传播效应，有时候“新闻眼”居然还是对他们的“人文关怀”。民工被利用的一个极端例子是在北京某厂房里发生的、一群艺术工作者诱导大群民工作“自发性”表演，然后宣称民工也能艺术。然而看着民工兄弟们的滑稽动作，我不禁为他们的“情不自禁”而深深悲哀，更为那幕后的操控而愤怒。“强奸民意”这个词涌上心头，这种“表扬过度”的搞法既不真诚，也缺少真正的尊重。令人悲叹的是，这正是一群看上去颇有人文色彩和底层意识的艺术家们的“作品”，并在具有同样意识的艺术与时尚杂志上刊登。

前年，参加广东美术馆中国人体摄影开幕仪式，一进大门就看见艺术家宋冬指挥着几百民工手拿照相机排队。“天啊！又是民工！”我下意识地警惕。没办法，我们民工老乡太多，我知道他们在这个社会里，随时处在战战兢兢听命于人的可怜状态，尤其是还发工资并管盒饭。宋冬命令民工们都脱了上衣合影，作为摄影记者，我很明白这是为了“出图像”。在镁光灯的闪烁中，闪烁着镁光灯的摄影家们也觉得有些不自然了。安哥叫嚷道：“我也脱！”随即也脱了上衣，加入进去，还做了几个滑稽的健美动作。美术馆馆长王璜生等艺术家也纷纷脱了上衣。这是令人感动的一幕，它避免了在场所有人因行为艺术中地位落差而造成对良知进行拷问，一定程度上拯救了这个行为艺术，因为它拯救了本该是作为艺术的重要目的和前提：人道，对人和人格的基本尊重。

在行为现场，艺术家周围的人士能意识到这一点，但却常被艺术家忽略，或者说艺术家认为他有这种权利。这使艺术只剩下哗众功用，或者说：反艺术。在这一事件中，艺术属于安哥和王璜生等人。

在本报摄影部，一位同样来自川美的女实习生也作了次“行为摄影”。她用手中相机拍下了广州美景，然后分别为广州数百民工合成“广州留念照片”。这征得了他们的同意，又一一给他们发放留念照片。无须脱衣，无须跳舞，这个女大学生的创意和作品无疑比另外一种平和很多，也高明很多。

太多“病理学标本”

张教授在仙女山干过的，行为艺术祖师爷克莱因早在巴黎也干过了。波洛克将裸女涂上墨汁，拖行，在满地板的画布上留下墨痕。然而波洛克只是对传统道德进行一种极限挑战，并未轻易挑战他人的生理极限能力。且不说五十年后东施效颦，在最看重独创性的当代艺术领域是否只是一个笑话，单就超越极限而言，此极端与彼极端大不一样。一个有思维上的意义，一个却近乎生理学试验。

艺术，作为人类精神领域的先锋，确实需要极端，但极端并不等于艺术（要不精神病行为就是艺术了），更不是生理挑战。张教授的做法还算文明的，更多的情形是，不仅把艺术等同于极端，而且把极端等同于恶心。

有这么几个在西方很出名的中国行为艺术作品：一个艺术家煮死婴吃；又一个在意大利人行道上挖个坑，着清朝官员顶戴，不断舔过路人的脚；在北京一个地下室里当众自慰；南京，一个艺术家从剖了腹的牛肚子里钻出来……

除了哗众取宠，或满足于自身的某种变态心理外，我看不出有多大价值。我也去过法国，看看西方的前卫艺术，也不是这么回事，甚或留下了平静和优雅的印象。当然也有“极端”的，就行为摄影而论，有几个在中国很出名的西方艺术家的例子：捷克的索德克在地下室长年摆布着或肥胖或老迈或青春或丑陋的人体进行摄影，面对他的作品，生理上的刺激之后，是对人的悲剧性的深读。另外一个是美国的彼得·威·金，由于少时受过目睹车祸的刺激，他的作品致力于刻画虐待场面，倒真正是极端生理刺激的，然而实拍中并未引起模特儿不适。而作品也让人超越生理恐怖本身，因为它真正抵达了极端，轻易获得了超越的可能，使观者得到形而上的结论：他的艺术，仍是悲天悯人的。

艺术世界里有不少残害自己的作品，但很少伤到他人。“为艺术献身”当然也是艺术家的自由，比如《为无名山增高一米》就是。只是国内一些艺术家，当他“艺术”之后，你问不出个所以然，实在是“无题”之至，唯一明确的，是让人呕吐———有时这是有意的。

2002年的平遥国际摄影大展推出了“中国新摄影”展区，绘画艺术家们开始利用摄影这一时尚媒介展示实力。可我看到了太多的生理古怪行为，还有肚兜、胸围、内裤、布老虎、主席像等等中国符号的排列组合。这次展出冲击很大，大家互相问观感，我说：“我看到了太多的病理学标本。”别以为，发疯-异常就是艺术，发病就是发疯，别一不小心侮辱了真正的精神病友们（天啊，可能也有真不是冒充的）。

对于某些自己也没弄懂的艺术，台湾著名策展人吴嘉宝有个方法：其学生展示自己作品时，必须写出明确的理论概念，相当于一篇小论文，以防艺术作弊。如果这个方法引入大陆，那就可能相当于一个门槛或机关枪，会倒下一大片。

是“艺术”或表演？

与媒体和市场的共谋

在“仙女下凡”这个事件中，新闻图片显示了摄像枪的存在。这是“果然”的，也是当然的。传统艺术创作是个人的，完成后传播是大众的，而当代艺术往往视传播本身为艺术手段的组成部分，这无可厚非，但问题是当代艺术往往视传播本身为目的，甚或除传播之外无目的，传播先于艺术，一切为传播服务。艺术在这里就不如说是一次公关推广活动了。武隆仙女山，可是一座很高的山，可这个行为艺术，利用最新的传播技术，次日就出现在各大报上，可真是成功。大胆设想，那仙女山，也是一个风景度假区吧？

这其中的奥妙除本身内容够刺激而具新闻性外，还讲求一种形式美，以吸引摄影记者的视线，仙女山上，教授的唐装和重庆少见的大雪，当然更重要的是近乎半裸的女郎，构成了摄影记者和编辑欢迎的影像。总之，记者必须在场。

另外一种必须在场的往往是艺术品收藏者，那意味着金钱。据说那个北京地下室的艺术是这样办理的：艺术家准备好，门口望风的喊句“老外来了”，艺术家就开始自慰。这样的艺术创作往往被公安现场查封，但是这往往也是目的，可以让老外看到这艺术是如何地反体制。公安，在这里也成了被利用的一群，正如民工一样。

说穿了，行为艺术也逃不了“名”、“利”二字。于是有了一种投机，一种不诚实，一种似是而非。一种自己也说不清的暧昧。只是以上这三个问题中，第一种实在是根本上的错误，十分的不聪明，完全可以避免，只能说，目前频频在风口浪尖上的人，确实缺点大智慧。除了转型期特殊国情外，我能想到的一条奇怪理由是：在我那年头，成绩不好的同学才考美院，他们现在都成了中坚艺术家。另外，搞艺术也得谋生，而艺术市场并不大，于是谋生以及谋生之后的谋财都叫人发昏。

宽容艺术家苛求艺术品

中国当代艺术是复杂的，也是艰难的。也有大量从事先锋艺术的人甘于清贫，默默探索，可惜这个大众传媒的时代，只追逐出风头的那个“风头”。本文针对的只是这个风头。我只能在此寄语：

一、艺术应该自由，艺术家则应自律。艺术手段和艺术家身份都是一种权力，权力不能滥用。说一千道一万，当代艺术仍和经典艺术一样，是人性的，人道的，是为人性的，是为人道的，是仍须具有艺术道德，仍须尊重法律和大众规范的。

二、社会对艺术家应予宽容，对艺术品则宜苛求。中国艺术家虽有局部的权利，但整体创作氛围仍不理想，行为艺术是在另类受宠、主流被斥。为了伟大作品的产生，社会仍需宽容。只是对艺术作品不妨苛求一些，历史上传下来的伟大作品就那么几百件，凭什么现在一“行为”立马就“艺术”呢？媒介应真正关心那些沉下心来做事的人们。

对艺术品的苛求正是对艺术家的爱护。哪怕普通观者，对艺术也可有话直说。正如安徒生童话里，那个孩子面对裸体的皇帝说：天啊，其实他什么也没穿！

如此“行为艺术”

（Robby／编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