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铮

军调部一个叫郭戈奇的翻译对我讲，延安有延河，冬天结冰，可以滑冰，所以出来时我还真的带了双冰鞋。实际上延安冬天没有人滑冰，我差点出了洋相。

我们家是一个人口众多的大家庭。我的父亲叫王治昌，号槐青，早年公派出国留学日本早稻田大学，学习经济、法律和商科。那时廖仲恺先生也在早稻田大学上学，和我父亲同学。他俩很要好，结为把兄弟。

1925年8月，廖仲恺先生在广州被国民党右派暗杀。我父亲十分震惊，愤而退出北京政府，从此不再做官。我父亲的第一个夫人是家里包办的，生下我大哥光德后不久就去世了。我父亲的第二个夫人，是他在日本留学时房东的女儿，姓赵，就是我二哥光琦、三哥光超的母亲。她家是华侨。赵氏母亲去世后，我父亲和我母亲董洁如结婚。

我父亲从日本回国后，在天津北洋女子师范大学教书。我母亲董洁如在这个学校上学，算是我父亲的学生。董家是天津比较有名的大家，盐商。一开始我父亲来提亲时，我外公外婆还不同意，理由是师生不同辈。但我母亲本人同意。

我母亲董洁如（字澄甫），年轻时很有反封建的斗争精神。当时女子都要裹脚，但我母亲不干，所以她是“解放脚”。她还坚决要求上学读书，一直上到了天津北洋女子师范学校。我母亲是北洋女子师范学校的第一期学生，和刘清扬同班。刘清扬是周恩来同志的入党介绍人之一。后来邓颖超同志也是上的这个学校。

我母亲生了我们3男5女共8个孩子，就是光杰、光复、光英、光美、光中、光正、光和、光平。加上我父亲前面两位先后去世的夫人所生的3个男孩，我们兄弟姐妹一共11人。我母亲对所有的孩子都一视同仁，不分彼此。

一架飞机把我从北平送往延安

1946年6月，蒋介石国民党发动内战。8月，美国宣布“调处”失败。在这过程中，北平军事调处执行部一步步降格，人员逐渐撤离。中共代表团的负责人，开始是叶剑英同志，逐渐改为罗瑞卿同志，再到李克农同志，最后雷英夫还负责过一段。我是北平地下党推荐来的，到军调部工作后，政治身份已经暴露，再留在北平做地下工作已经不行了。组织上征求我的意见，我说我想去延安。领导答复同意我去延安。

10月下旬的一天，我们得到消息，有一架从南京过来的美国飞机，要经过北平飞往延安。领导安排我搭乘这架飞机。那天，军调部用车把我送到西郊机场，只见有一架小型的军用飞机停在那里。我登上飞机，见到机舱里已经坐着两个人，一个是中国人，一个是外国人，都不认识。后来我才知道，那位中国人就是宋平同志，当时在周恩来同志领导的南京中共谈判代表团，途经北平回延安汇报工作。那个外国人，就是美国军队驻延安的观察组组长包瑞德上校。他们都是临时搭乘这架飞机的。

那天是几月几号？由于当时没怎么在意，时间一长，也就忘了。前几年，宋平同志担任中央政治局常委的时候，他的夫人陈舜瑶同志打电话问我：宋平同志与我一起飞往延安的那天是几号？我这才仔细回忆了一下，终于记起来那天是11月1日。晚上我打电话告诉了她。

到延安,我被分配到中央军委外事组工作，住在王家坪的一所平房里，和李蓬英住一间屋。这是我第一次到延安，感觉挺好，很喜欢这里的气氛。当时中央领导同志都没见到，只有杨尚昆同志离得比较近，常见面，他是军委秘书长。对面过一条小桥就是美军观察组住地，那里晚上常放电影。尚昆同志有时去那儿看电影，就叫上我们一起去。

在北平的时候，军调部一个叫郭戈奇的翻译对我讲，延安有延河，冬天结冰，可以滑冰，所以出来时我还真的带了双冰鞋。实际上延安冬天没有人滑冰，我差点出了洋相。

（夏天／编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