石飞

1月25日《人民日报》报道，江苏省委原常委、组织部长徐国健利用职务便利，为他人谋取利益，受贿640万余元，被厦门中级法院一审判处死缓，并处没收个人全部财产。

身为组织部长的徐国健，“利用职务便利”，“为他人谋取利益”，收受巨额贿赂，说白了，就是“买官卖官”。早在徐国健被中纪委双规不久，新华社就披露：“徐案创造了三个之最：第一，在位的买官卖官最大的干部；第二，单笔卖官数额最大的干部；第三，敢于顶风作案的高级干部。”。专事掌管“官帽”的组织部长沦为“乌纱帽”批发商，使“买官卖官”这一至恶至腐、对党的执政能力和地位最具损创性的问题又陡升一格，愈加尖锐严峻地凸显在全党和全国人民面前。难怪在1月23日中央纪委、中组部联合新闻发布会上，中央纪委副书记刘锡荣发怒痛斥，要求对“跑官要官”、“买官卖官”、“拉票贿选”、“搞非组织活动”等行为，发现一起，严肃查处一起，决不姑息。

勿庸讳言，目前，“买官卖官”问题已经不再是“个案”和“稀罕”了，在一些地方相当严重，蔓延成风。只要把近年来倒台的腐败官员的案情梳理一下，凡有“封官赏位”权力者，尤其是窃踞党委书记和组织部长要职的，都有一个共性的罪恶，那就是几乎没有不“买官卖官”的。此正所谓，“近水楼台先得月”，“靠山吃山易，靠河吃河爽”，掌管“乌纱帽”的主儿，想做“官帽”生意岂不是太得心应手、得天独厚了。以致于，有的地方风行“要想富，动干部”的“发财经”，官帽待价而沽，量“财”录用，约定俗成，并形成许多家喻户晓的口头禅：“局长七八万，县长十几万；只要舍得钱，啥官都能干。”“一千挂个号，一万报个到，四万五万给顶帽。”“五千块钱站站队，一万块钱上上会，两万三万才到位。”山西长治县委书记王虎林离任前突击批发官帽，一家伙卖出430顶，偌大的县委机关仅剩6名干事，司机当上了县委办副主任，会计当了法院副院长。黑龙江绥化市委书记马德更“出类拔萃”，他掌管的市委大院就是“乌纱帽批发部”，小到乡镇党委书记、乡镇长，大到县委书记、县长，以及各市县区内局委办各部门的一二把手，每个位置都明码标价，其卖官受贿涉案者多达260余人，绥化市下辖10个县市的众多处级以上干部大都囊括于中，仅绥化市各部门一把手就有50余人。买官卖官恶劣现象不根除，不仅一切美好动人的蓝图憧憬都会成泡影，且要亡党亡国的危险。国民忧哉如焚也！

买官卖官恶风之所以在一些地方蔓延猖獗，原因是多方面的，有官本位文传统基因之故，有体制弊端之故，有制约乏力之故等等，但公众道德取向错位，荣辱观念颠倒，对买官卖官不以为耻、反以为能，不能说不是一个重要的原因。在徐国健长期把持祸害之下，某些地方和部门，“黑猫白猫，逮着老鼠就是能猫；蠢才佞才，买着官帽就是人才”之类歪理邪说竟然大行其道，大得其势。要遏制和根除买官卖官丑象，除了从根本上改革吏治，完善制约机制，就是要积极营造以买官卖官可恶可恨可耻的社会氛围。这需要主流媒体、社会各界和坊间社区，方方面面，万众一心，同仇敌忾，努力打造，造成买官卖官如窃贼盗匪、如过街老鼠的高压态势。而要做到这一点，就必须对买官卖官者铁腕狠心治之，让他们“偷鸡不成蚀把米”，剥光官皮，人格丢尽。即效法央视台曝光假冒伪劣药品的做法，将买官者、卖官者、所购职位、所付贿款一一通过媒体公诸于众。不管款额多少，官位大小，只要涉及买官卖官，一律严惩不贷。再如徐国健案，不能惩办了一个徐大贪官就万事大吉，一了百了，不能把牢狱里的徐大贪官当作“保护伞”，把其他众多的涉案者，既得利益者都遮庇起来，而要一人不漏地、一笔不拉地将他们统统列入“黑名单”，置于光天化日之下，人眼丢尽，官职丢光，并根据情节轻重追究其纪律处分或刑事责任，为买官卖官付出理应付出的风险代价。倘若如此，要不了多久，以买官卖官为耻、为买官卖官为险的舆论氛围便可望逐渐营造起来。

来源：人民网

(阳光／编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