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以宾

《华商晨报》报道：为治好11个月大女儿的先天性心脏病，吉林农民刘福成在花光了6万多元钱后，无奈下写信向他听说过的“中国富豪”们求助。据说富豪已经回话：我们肯定会捐钱。

生命诚宝贵，刘福成亟待同情、理解、资助、关爱，富豪们应主动伸出援助之手，这似乎没任何异议。需要思考的是：直接写信向富豪求助的做法，是否会产生某种负面的社会影响？可以设想：富豪的资助款一旦到了刘福成手中，作为一条大新闻，想必各媒体会争相报道。问题在于：而处境与刘福成一样的人在当今何止千万，假如大家忽然发现这是一条求助捷径而都来仿效，富豪们将如何招架？

凭心而论，刘福成是被逼成这样的。按说在一个完善的现代社会里，就像任何弱势者都可以吃饱肚子一样，基本医疗也应是社会保障的底线。更何况，人的生命只有一次，假如贫困人口得了重病因没钱医治就只能等死，真正需要良心拷问的应该是整个社会，首先是我们的医疗体制。假如“刘福成”们享受了“医保”，他不可能在“叫天天不应”的绝望中想到直接求助富豪这一招。

由此联想到整个社会的慈善事业以及人们的“慈善心理”。献爱心、捐助等等，作为当事人双方，都存在着特定的心理机制、行为机制和相互关系。从求助方看，起码有两种不同的行为方式：一种是，仅仅将自己的遭遇通过媒体、慈善机构或别的方式告之天下，然后静待人们主动、自愿的捐助；另一种是，象刘福成这样直接有目标地求助。说得不好听一些，直接求助和“索要”没有本质区别。从捐助方看，同样也会处在两种不同的心理环境之中：一种是，即使刘福成或别的弱者没登门求助，富豪们在得到有关信息后，也可能会主动慷慨解囊。在这种慈善氛围和心理环境下，富豪们应该是愉快、自豪的，众人对其道德评价一定是充分的，同时媒体在采访时所选择的角度也许更利于塑造其良好的社会形象。另一种是，钱富豪们最终捐是捐了，但心情未必愉快，因为主动捐资和被索要，将富豪们摆在了两种截然不同的角色之中。如果富豪们钱还没出手，刘福成向哪些富豪写了信的消息即已公布于天下，这多少有些“木已成舟”或逼其“就范”的意思。

很多人都有在大街上、火车站广场遇到乞讨者的经历，对不同的求助方式，人们肯定会作出不同的反应：对那些仅仅告示自己遭遇而静待捐助的穷人，也许会更主动，因为不仅同情心得到了真正的释放，道德满足感也会更加强烈；而对某些主动索要、不停纠缠乃至抱着大腿耍赖的乞讨者，同情心也许顿时全无。即使为了尽快脱身而不得不无奈地掏钱，道德满足感也会打一个大大的折扣。当然，笔者压根儿没有想把刘福成和街头乞丐相提并论，但从心理机制和行为机制看，二者的相似之处并不难发现。

和慈善的管理运作以及物质形态相对应，其实它也是一种包括慈善价值观、慈善理念、慈善心理、慈善氛围等在内的文化现象。不必讳言：在国人意识深处，一直存在着某些并不先进的与慈善有关的文化心理，例如，“不患寡而患不均”是几千年所形成的大众意识，至今仍时有显现；富人在慈善方面一旦表现不积极，往往被看成是小气、吝啬乃至大逆不道，至于如何充分尊重包括富豪在内的所有人道德选择、行为选择的自由，却少有人去认真思考、研究。这种不尊重个人选择自由乃至强加于人的习惯，在很多企事业单位也多有表现，例如，以行政命令方式摊派捐献，甚至在员工工资中直接扣除……

如何才能建立一种先进的慈善文化？这也许是一个复杂的大课题，但有一点可以肯定地认为：无条件尊重所有人道德选择自由和行为自由，是先进的慈善文化应有的核心理念之一。所谓“无条件”，亦即说无论富人有多富，无论穷人有多穷，无论亟待救命的求助者有多紧急，都不能成为干涉、强迫捐助人自由的理由。

来源：红网

(阳光／编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