专题策划 陈彤 刘铮 专题执行 陈彤 吉栩渔 专题图片 陶理提供

2000年，还在新西兰维多利亚大学影视制作专业学习的陶理,决定拍一部关于在新西兰的中国小留学生的纪录片。从维大毕业后，她没有去搞影视，而是去了一间私立中学当留学生督导，然后又在新西兰学了一年教育学，之后顺理成章地成为惠灵顿一间公立中学的老师。最后，她用一年多的时间跟拍了她的四名学生，还有大量的校园生活。

五年的时间，得到八十小时的素材，最后变成一部共四集、总长才约两个小时的系列纪录片。

陶理后来笑说：“业内人看到我拍了这么多，吃了一惊，他们觉得我有点不对吧……”

这些影像在新西兰纪录片双年展上展播时，引起了不少的关注。一位新西兰纪录片专家说：“新西兰每年有这么多中国留学生在这里学习，但是我们从来不知道中国留学生内心的故事……”

片段：四个小留学生的故事

他乡 Ken

17岁的Ken经历了在他乡的第一个父亲节。

之前一天Ken就开始筹划为寄宿家庭的父亲买一份礼物。他的寄宿家庭父母是对美容师，和Ken相处得很不错。

父亲节的早上，Ken又在餐馆找到了份工作。拎大茶壶把他的手快拎断了，他还是很兴奋，在摄像机前，他一次又一次用到“很开心”这个词。

父亲节的晚餐很丰盛，Ken和大家有说有笑，还积极收拾碗筷。他拿出了礼物，效果不错，寄宿家庭的爸爸认真看Ken的卡片上的字，抱了Ken，接过酒，还做了风趣的动作惹大家笑。

之后Ken回到房间里，给他父亲和母亲分别打电话。眼泪忽然涌出了他的眼睛，他开始想家了。

Ken回到客厅，和寄宿家庭的妈妈聊天。屋内灯火温暖，切西一家三代人高高兴兴聚在一起谈天说地。Ken很快又回到了小屋。他在电脑前对着爸爸妈妈的照片哭，关了灯和门。

他只哭了很短一会儿，就再次走出屋子，试图回到那个充满“家”的温暖的客厅里。他站在小小的、黑黑的走廊里，客厅那边传来英语的欢笑声，他却步了……

校园 Rose

16岁的Rose第一天踏入教室就闹了笑话：她坐在了老师的位置上。“我十分失落……我感觉非常非常孤独，我想我不属于这里，我要回到中国去。”

一年后Rose在校园里已经混得如鱼得水。她在幼儿园当义工练英语，教新西兰女孩尼克拉唱《浪花一朵朵》得到了她的友谊。她还捡起了荒废多年的钢琴，在时装设计课上成功设计出包和T恤。

Rose觉得自己已经找到了“融入”的感觉，她说喜欢这边的一切，她说差不多把国内的一切都忘了，只记得同学们都是在读书读书读书，她说也许她和父母交流也会有障碍。

春节前，Rose回国过假期，她恋恋不舍，她是不是有些担心呢？

片子的结尾，Rose和尼考拉一起唱《浪花一朵朵》：“我知道有一天，你一定会爱上我，因为我觉得自己真的很不错。”

自我 琳

一件看上去非常小的事，无论对于中国人还是新西兰人可能都是不需要考虑的事，却成了即将考大学的小留学生琳最大的烦恼：去还是不去参加毕业舞会？

琳花了很多时间做准备：换了好的化妆品，希望自己能变得光彩照人。打工挣钱买礼服。学习跳舞。预约了发型师帮她做头发。

无数的困难让琳的舞会计划随时可能成为泡影：母亲希望她安心复习功课，不让她去，甚至哭了。礼服要700新元，太贵了。舞伴临时不来了……

琳穿着一件单衣，在寒冷的校园里徘徊，一杯又一杯地喝食堂里供应的热巧克力。在喝完第N杯巧克力之后，琳还是没有想好，去，还是不去，这个问题已经困扰了琳一个月了。

终于，琳决定去了，她一脸疲惫地说是为了不让在舞会这件事上帮她的朋友、老师失望，但她对舞会已经没有任何期待了。

舞会上，琳盛装出场。班主任大卫老师特别请她跳了第一支舞。琳笑得无拘无束，突然改用英语对陶理说，我会是舞会的皇后。

舞会之后，琳在各类公众活动中消失了，她开始全力准备考试……

回家 Jane

16岁的Jane在前几集中一直有出现，看上去是一个低调的女孩。陶理曾经以为她对Jane的采访在五分钟之内就能结束。直到Jane告诉她一个秘密：老师，我其实一直用着北京时间的手表。

Jane说这样方便她给国内的朋友打电话，和老朋友在网上见面聊天。陶理问她，那你在这边不会觉得不方便吗？Jane说我可以换算时间。陶理说你给国内的朋友打电话也可以换算时间。Jane说北京时间对我更重要。

应Jane邀请，陶理在春节去了Jane在四川资阳的家。在那里，她看到一个完全不同的Jane。Jane说她是刻意保持两个完全不同的自己。

访谈

三年等一个火候

记者：你最初怎么想到要拍这部纪录片的？

陶理：那时候我在维多利亚大学学影视，了解到一个信息：惠灵顿一所高中里来了一群中国的高中留学生。当时小留学生在新西兰还是凤毛麟角，也没有关于这个人群的影片和文章。

我想，这应该是一个纪录片的好题材。这一代小留学生身上将有太多不同于以前留学生的东西。他们是不太用为学费、生活费发愁的一代，这样的背景使得他们可以比较平等地面对西方文化。还有就是他们要在青春期面对另外一种文化，这样带来的人格变化将会是什么呢？这些，都是在前代留学生身上看不到的新的敏感点。我决定把它作为我的毕业作品。

那年中秋节前，我和新西兰的本地摄像师Shane一起进入惠灵顿一家公立高中进行拍摄，录下一群十六七岁的小留学生夹在白种孩子中间进入西方中学的景象。在午餐教室里，这些孩子总是聚集成一个小群体，不太会和其他主流学生坐在一起。寂寞是我对他们的第一印象。

两周拍摄后，我完成了一部二十分钟的短片《一封来自新西兰的家书》，因为时间短，我觉得很不深入，小留学生对我还有戒备心。我想我还要再拍一部。

记者：但你到2004年才真正开始拍这部纪录片。

陶理：当时觉得火候还不够吧，我对小留学生这个群体不了解，我对新西学中学教学模式也不了解。

维大毕业后，我得到一个机会在惠灵顿一家贵族女子中学从事留学生督导工作，主要任务就是定期和新来的小留学生沟通，听他们的倾诉，帮助他们解决在生活或者学习上的问题。这样我有机会大量接触小留学生，几乎每周都有孩子到我办公室里流泪。

记得一个下雨的黄昏，一个学生悄悄告诉我她在新西兰的种种不顺心，之后这个孩子说：“我不想告诉我母亲，她一定会着急的，也许会直接坐飞机从中国赶来。我只想默默承受过去。”

在和她聊完之后我开车离开学校，在惠灵顿的火车站，那天黄昏大风、微雨，小站上空荡荡的，只有一个中国来的小留学生独自提着一个大箱子坐在那里等车，那抱着双肩埋头风雨中的景象着实令人担心。我觉得他们是非常需要人关心的一个群体，在两种文化的夹缝里长大是需要勇气和技巧的。

记者：那时候有那么多机会，没拍一些素材？

陶理：没有，只是一些案头工作。我还想更系统地了解西方的教学理念和体制同中国的有什么不同，我觉得这才是小留学生面临的主要障碍。我去惠灵顿惠特利亚理工学院学习了一年教育学后，他们所面临的中VS西教育冲突带来的内心冲突点在哪里就清楚起来了。2004年我开始在惠灵顿的公立中学哈特高中教书。这时我觉得自己差不多已经准备好了。

记者：为什么选这间中学？

陶理：这家公立中学是惠灵顿最有影响力的公立中学之一，这里的教育制度、学生生活方式都是典型的英式教育。这家学校每年有约四十个国际留学生，其中中国留学生十五六人，他们特意保留这样的比例是为了保持文化的多元。深入主流中学，拍摄英式教育下的小留学生生活正是我的目的。

故事像水一样流出来

记者：什么时候开始正式拍摄的？

陶理：2004年春天，我买了机器———索尼PD150数码摄像机，然后开始有计划地在校园里拍摄主要校园活动，比如惠灵顿中学生挑战戏剧艺术节及我所在的学校的学生技能挑战赛。这些活动，都能够代表这里主流校园素质教育的特色。

对于要采访哪些学生，那时候我还没有确定。

记者：刚开始拍摄的时候遇到困难了吗？学生、老师会不会觉得你很奇怪。

陶理：一个黑眼睛黄皮肤的亚洲人在校园里拿着个摄像机到处晃。如果我是一个陌生人，我想我会遭到拒绝的。但我是这个学校的老师，还教着和摄像有点关系的课程，他们或许认为我在为我的课程做准备。总之他们后来很习惯了。我拍了很多具体的学生生活镜头，上课、学生活动、午休，着重拍那些中国内地没有的课程。

记者：很多情景你是必须完全进入他们的生活才能够拍到的。那些留学生会不会拒绝你？

陶理：那年学校的多元文化节是一个契机，在我的一再鼓动组织下，我校的小留学生登台唱了一首中文歌曲，任贤齐的《浪花一朵朵》，这首歌使得这些平时在学校处于“少数民族”状态的留学生一下子引起了主流师生的注意。之后，我组织学生们排练话剧《雷雨》，在当年的惠灵顿汉语口语文化节上获得了头奖。这几次活动为纪录片的情感部分奠定了基础。

这时我开始尝试在课间把拍片的想法告诉同学们。他们很愿意。因为他们希望国内的人了解他们的生活，他们不想被视为“垃圾”。还有一点就是我是他们的老师，他们信任我。小留学生在国外是很孤独的，他们在青春期突然要独自面对一种完全不同的文化，以往的价值观完全被颠覆了，他们这时很需要一个倾诉对象。我愿意听他们说，帮他们想办法，更重要的是，我还是一个和他们有着相同文化背景的中国人。到了后来他们甚至会主动通知我来拍。

我选择了十二年级的男生Ken、女生Rose，十一年级的女生Jane，十三年级的女生Lin作为采访和拍摄对象，由此开始了一年多的跟踪拍摄。

最后，我获得了八十小时的他乡成长素材。厚厚的、喧哗的青春。

记者：看到第一个故事里Ken在房间里突然开始想家、哭泣，我就想，你当时其实也在那个房间里，手里还拿着摄像枪。你怎么抓到这样一个细节的？

陶理：之前一天，是Ken打电话叫我陪他去买一件给寄宿家庭父亲的神秘礼物。

Ken在我导演的《雷雨》中演周萍。他刚到新西兰时候，非常羞怯甚至于有些闭锁，常常一个人躲在留学生休息室的角落里，耳朵里塞着耳机听《孤单北半球》。在留学的半年之内，他经历了一种性格上很清晰的转变。

那天他本来很高兴，因为早上他找到了平生第一份工作，餐厅跑堂，一小时6新元。寄宿家庭的父亲德里克也很喜欢他送的父亲节礼物。但当他回到自己的小屋，和父亲通过话后，他开始想家。他一次又一次试图走回到明亮的客厅，他在黑暗的房中哭泣，我想那时候他已经忘了我的存在。

他让我想到一个词“Isolation（隔绝）”。在别人的文化里，融入常常是片面的。

我没有设计过会拍到什么故事。但到了时候，故事会像水一样自己流出来。

产品说明书比猎奇小说好

记者：为什么选这几个孩子，我看到你刚出版的同期书《小留学生生存备忘录》，里面记录的很多孩子的遭遇要比这几个学生的冲突性更强，也更能感动人。比如第一代留学生静，她在几个月内换了三个寄宿家庭，其中一个寄宿家庭要求静和他们一起去野营，静不愿意去，主人就直率地对静说：“你必须和我们一起去，否则，你就必须搬出去，因为我们不信任你！”静的故事不是更有戏剧性吗？

陶理：我展示的也是冲突呀，舞会的故事就显示了两种教育文化的冲突。西方和中国对好学生的评价标准不一样，在我们看来这是一件小事，但在新西兰，毕业舞会就是一件大事。琳对这舞会特别在意，因为她希望通过舞会得到来自另一文化的朋友，得到认同，这是整个留学的关键。

我展示冲突，但我不盯牢冲突带来的负面影响，而更看重小留学生的成长。我拍的时候特别在意“减负”。因为作为一个教师，我知道很多所谓的“垃圾”现象只是这群孩子成长中的一个片段，做一个拾垃圾的记录者，把它们包一包，扔在两边的主流社会面前，这不是我的目的。我要把他们放在留学的主要战场———校园中，看教育和学习的观念差异怎样挑战他们。我相信，这种教师＋导演的角度有效果。学习上了轨道，“垃圾”现象就会减少。很多问题产生于两头不到岸的孤独，孤独了，就发泄。你只去拍一堆发泄的镜头没有意义。

而且这种拍摄是伤害性的，对少年人伤害很大；我帮助他们发现和解决生活和学习的问题，这种拍摄是积极的，孩子们在拍摄过程中良性成长，我也没有回避问题。事实上，问题已经被谈得太多了，很多孩子已经表现出对媒体的逆反。你要时刻注意，他们是青春少年，他们的很多东西是不定型的，是可以被引导的。我的拍摄是客观的，但也有引导的目的，这是老师的角度起到的作用，而且我觉得这是这个片子特殊的地方。

记者：你的意思是说，纪录片应该是积极的，而且是建议性的？我注意到纪录片里夹杂了很多对西方中学教育的介绍，这其实和本片的主线没有很大关系。

陶理：我觉得小留学生现象一定要以疏导为主。教育的背景展示是让大家知道他们的生活空间是怎样的，我想让大家知道小留学生走过哪几个心理小路标,又分成哪几种不同的选择类型，多了解细节就能帮助我们认识清楚他们，他们自己也能了解自己。

我不是在记录什么青春的悲伤和残酷,他们是很亮丽的一群,拥有新的自由和智慧。只是有一个阶段需要跨越。

留学现在是教育商品，买了商品要会用，一本感性的产品说明书比猎奇小说好，我以为。

我和他们一起长大

记者：你这部纪录片的名字叫《我们不是垃圾：新西兰小留学生生存备忘录》，但你的片中真正涉及这部分的很少，没有纠缠和讨论小留学生是不是“留学垃圾”，好像连“垃圾”这个词都没出现过。

陶理：是那些小留学生和我谈“垃圾”的事情。他们绝大部分人是被这个称呼困惑的，他们想通过这部片子让大家静一静，看看他们后面的校园文化，看看他们真实的、成长中的状态。

这部片子的中文版已经改名为《新西兰小留学生生存备忘录》。

记者：这几年关于小留学生的负面报道很多，这些对你的纪录片有影响吗？

陶理：当我有拍小留学生生活的想法的时候，他们还没像后几年那样成为众矢之的。后来有很多讲小留学生的节目，但是没有影响到我，我是以老师的身份在里面。

非常艰难的是我自己也在跨文化的状态中摸索。回头看见比我小的这个群体，我是同情的，我们共同长大，彼此关怀。在他乡，纪录片是关怀，是的，自发的拍摄就是自发的关怀。

还有一个角度，我是一名在西方中学里重新感受中学教育的中学教师，我和他们一起长大。

你想过重新用另一种方式去读高中吗？我在拍摄舞会那个场景的时候，不止一次想到我们高中时曾经向往过的自由高中状态。在海外，这是真实的。

这种体验生活的渴望是本片的重要力量。我觉得很少有人重新去完成自己小时候的心愿，而我做到了。我觉得那个少年时候的我，那个被中国的高中非常委屈的我始终在片子背后，拍完了，我的委屈也就释放了，那是多么快乐！而且还帮助另一代人完成了他们的释放，他们不愿意被叫做“垃圾”。

他们在摇摆，也在成长

记者：为什么选择永远带北京时间手表的Jane作为拍摄对象？她和另外三个孩子很不一样，从她身上看不到你欣赏的那种积极的、努力融入新西兰社会的东西。

陶理：因为有那么一类人。

她其实是一条暗线，每个人都想家,想自己的文化，但是有那么一个是极端的，她有典型性。

Jane还反映了这一代小留学生身份认同的问题，也显示了融入背后可能存在的危机———身份丢失———这是青少年留学生特有的心理危机。Jane是个活泼的孩子，但为了日后不留恋新西兰，她甚至不愿意交朋友，宁可一个人孤独着。她潜意识里就是在意自己的文化身份。

记者：Jane的担忧在每个孩子身上都有？

陶理：是的，所有的人都有摇摆，直到融入了，会说流利英语，有了朋友，有的人会忽然感觉自己身份丢失了。

我写过这样一件事，一个表面看来已经完全融入的小留学生忽然在高中毕业时选择回国读大学，她告诉我她害怕终于不知道自己是谁。

她已经完全说英语了，忽然抗拒。

小留学生都要面临回国、重新和自己已经陌生的文化沟通的问题。害怕这种陌生感的Jane一直带着北京时间手表留学，这是最震撼我的一个细节。

记者：琳在舞会后又开始潜心准备考试，最后这个情节，也是想说明她的摇摆吗？

陶理：是的。这个片子的名字叫《自我》，意思是她在东西两种价值观中形成了矛盾的自我，舞会之后又开始学习，就是又回到熟悉的东方校园心理去了。但是已经不一样，她一直在摇摆，也在成长。

Ken一年后看到我拍的他的片段，哈哈大笑。他们都在很迅速地成长，一年一个变化。我发现，他们的故事是日新月异的。

记者：你觉得这种在青春期跨越一种文化的经历会对他们以后的人生造成什么影响，会不会成为一种永远的隐伤？

陶理：这点因人而异。我觉得这种跨越总的来说是好的，其实留在国内高考对很多人来说也是隐伤……

关于自己

记者：这是你第一部自己出钱拍的纪录片吧？

陶理：是的。

记者：感觉和以前在电视台拍纪录片有什么不一样？

陶理：很难回答。感觉就是，我可以拍自己想拍的……还有，必须拍得好一点。

记者：所以拍了两年，之前又准备了三四年？这期间小留学生已经由新生事物变成被热炒的题材，你不着急吗？

陶理：没到你要的那个火候你拍也没有用。纪录片是必须有时间积累的，直到你真的遇见了几个故事。

记者：你觉得这部纪录片于你的职业生涯来说是一个什么位置？

陶理：非常重要，我觉得我变成一个真正的独立制片人了。犹如自省到自己是一个真实故事工场的工匠，这个工匠的主要技能是沟通。确实，跨文化的沟通就是这个片子的母题，而纪录片也是一种沟通的工具，所以这里有无限的Communication被展示了。沟通成了这一代小留学生主要任务，在全球化的背景下成长并不容易，即使物质资源充分。

记者：有没有设想过你这部片主要是给什么人看？

陶理：这部片子有英文版和中文版。英文版在新西兰纪录片年展上展播时，我有一种非常自豪的感觉。新西兰每年有大量的中国留学生来了又去，主流社会却对他们的内心世界一无所知，我的努力至少让他们开始被另一个世界了解。

事实上，小留学生属于两个文化，国内对他们的关注只是一面。英文版的小留学生故事就是我人在他乡时试图打造的倔强沟通姿态———向主流，我指英文世界的主流。正如片中主人公，十六岁的Rose在采访中说的：我要让他们知道我是人，不是动物。———这还是一个沟通问题，我的片子想帮助这群孩子在外面加强沟通的可能。从这个角度来说，英文版意义更大些。

记者：用一两句话评价一下你的片子。

陶理：影像工匠用两年时间烧的一块玻璃。从喧哗的表面去透视寂寞的青春，这就找到了一种玻璃的透明的东西。所谓慢慢烧出来的，有岁月的安宁感觉，时间本来是美丽的。

记者：下一步打算做什么？

陶理：想回国做新的东西。而且心理上也需要回地面一段时间，不是总在空中练习飞行。文化上，我是指。

链接

陶理

原浙江温州电视台纪录片栏目《百姓》的制片人，策划编导制片系列纪录片《家在温州》、《香港温州人》。2000年入新西兰惠灵顿维多利亚大学学习电影学。2003年入惠灵顿惠特利亚理工学院学习教育学。曾在惠灵顿数家中学担任教师及国际留学生督导职务。

《我们不是垃圾：新西兰小留学生生存备忘录》

入选2004年新西兰纪录片双年展、2004年广州国际纪录片电影节，它还将成为在今年7月份举行的新西兰国际电影节入围纪录片。

小留学生和“留学垃圾”

小留学生通常指那群16岁至18岁开始到国外读中学的留学生。从上个世纪90年代初起，越来越多的中学生加入到了中国的留学大军中，形成了媒体所谓的小留学生群体。

据新华社报道，目前中国小留学生的人数已经占到了中国留学生总人数的一半以上。英国、日本、德国、澳大利亚、新西兰等国家是他们去向比较集中的几个国家，同时也是媒体报道的“留学垃圾”问题比较突出的国家。

“留学垃圾”一词由《中国青年报》记者袁铁成2003年1月在《谁来清扫“留学垃圾”》一文中提出，并在2004年形成一股报道和讨论“留学垃圾”问题的热潮。

评论

留学是小留学生的成年礼

何姗

何姗，新快报专题部主任，曾采访了五十多位小留学生及家长，并在本报推出有关小留学问题的系列报道。

留学岁月不仅仅是小留学生一段受教育的经历，更是他们的成年礼。

小留学生是一个独特的群体，他们与成年留学生不同，留学岁月正是他们一生中最重要也是最关键的成年期。小留学生是他们的同龄人中最富有的一群人，这些衣食无忧的“小皇帝”，却在国外干起最辛苦、最底层的工作，这样的成长体验与社会阅历是那些在国内的同龄人可能一辈子都无法拥有的。“没有哭过长夜的人，不足语人生。”这是一笔人生的宝贵财富。

小留学生现象的意义还在于再次引发人们对中国教育体制及教育模式的反思，小留学生的出现是对中国现存教育制度的挑战。中国的教育是培养“考试机器”，还是人格健全、个性充分发展的人？绝大多数的小留学生，经由他们的留学之旅，将自己那些未被挖掘的潜能激发出来。这应该说是西方社会倡导个性化教育的功劳。

我发现，我所接触到的小留学生，不论学习成绩优秀与否，都有一种他们留学之前所没有的自信。经历了欧风美雨洗礼的新一代留学生是具有国际视野与观念的“国际人”，在经济全球化的时代，对日益融入世界的中国将会有独特的贡献。

                            　　　　　　　　　　　　　　（金陵／编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