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期，城中对基础物品的价格，特别是资源性产品的价格小幅放开，进行面向市场的有控且有序的价格改革，引发了一系列基础产品的价格，呈现滚动性上涨，如瓶装液化气的价格上涨，至为典型。为此，两种声音出现了：一种是自由经济思想为代表的“市场主导一切”的声音，反对政府进行干预；一种是主张干预的声音，希望政府伸长“看得见的手”，控制物价上涨。这两种声音，都有失偏颇。

基础产品，特别是资源性产品的价格上涨，反映了一个基本的实况：资源的稀缺度上升了。在目前的中国，一些基础产品，包括资源性产品，还不是完全意义上的商品，是因为这些产品的价格是受到政府“看得见的手”严格调控的，并非严格按照供求关系自由波动。这是符合中国国情的。即使国家发改革委正在酝酿改革价格体系，也是基于中国资源稀缺这一基本国情进行的。

现在有人要求政府无条件提供低于市场价格的资源性产品，作为一种必要的社会福利，并举例说：苏联解体了，但它们的最大的社会福利———基本医疗保障与基本生活物资保障，没有解体。我们认为，人家是一个资源大国，是资源产品的拥有者与主供者，国际市场的油、煤、气的价格变动，他们是最大的受益国之一，他们有充裕的条件，用资源性产品作为基本的社会福利保障，而不会给政府带来很高的财政赤字，更重要的是，资源性产品不是稀缺的，人口亦少，可以用于作为基本的、长期化的福利资源，俄罗斯目前的医疗保障，也是以基础资源为资金保障，或者说，是依靠卖资源的收入，进行维持性运转的。中苏（包括中俄）之间，在这个问题上，没有可比性。

要求完全走价格市场化的人，反对政府干预，可是，市场自由程度较高的美国与英国，没有哪一个国家基础资源，可以称作是纯粹的商品，他们在价格听证会制度与各种行业委员会的管制下，对供应商、服务商进行利润监管。如英国，在1980年代，对水、电、煤、油的供给与价格体系进行改革，虽然放弃了价格管制，但实行更为灵活的“基础产品成本+通胀+收益率加权”的价格管理，把基础性资源产品的平均利润率，控制在3%左右，并每隔若干年，由行业管理委员会举行听证会，定期进行官守人员、非官守人员、供应商、网络服务商的四方合议，重新厘定价格，或对原有价格进行微调。

政府本身也是一个“超级企业”，也要进行成本核算，财政收入与支出，就是其成本核算的手段。若让价格自由波动，政府也是其中最大的受害人之一，不仅政府自己的支出要猛增，社会也要受害，如市民因瓶装气涨价过猛而普遍改用蜂窝煤，广州的清洁社会、安全社会的目标，就不得不放弃；而若让国有的石油公司来承担亏损，或政府用补贴的形式为社会分担价格压力，从长远来看，政府的财政赤字必然高得非常可怕，以致总有一日难以为继。因此，政府面临的一个两难的困境：不能不管，也不能管得太多。

政府是一个社会正常运作的守护人，经济学家们常常把政府比喻为“最后的守夜者”。政府在一个竞争的社会里，要做好的，不仅是要建立一个更好的价格体系，而且有责任与义务监督、管理好这一体系。在物价管理上，政府不可或缺。否则，公共财富与私人财富的价值就会烟消云散，资源的使用与配置效率就会大打折扣。

（紫／编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