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洪海

1977年柏杨结束9年又26天的白色恐怖牢狱之灾，回到台北。次年台湾出版他在狱中完成的《中国人史纲》；1987年，中国大陆长春文艺出版社未经柏杨授权，出版该书。第一次印量十五万册，且注明“内部发行”（党内干部阅读）。自此《中国人史纲》风行大陆二十余年不衰。近期，中国大陆同心出版社经柏杨正式授权，出版《中国人史纲》完整版，并在北京中国现代文学馆召开“柏杨《中国人史纲》出版暨学术研讨会”，邀请国家社科院雷熙、王学泰、刘志勤、陈晓明、钱理群、李亚平等学者专家与会讨论。

不坐牢就写不出这书

问：《中国人史纲》风行大陆二十余年不衰，您在写作的时候有没有想到过？

柏杨：大家都说，如果司马迁不坐牢、不受酷刑，就不会有《史记》，但我要说，一个有远见的治国者，宁可国家没有历史、没有司马迁的《史记》，也不可以用冤屈的手段、用残酷的刑罚对付一个人，让他身体上痛苦、精神上绝望，用这样的代价来创造一部历史，实不足取。中国历史上有知识分子狱中著书的经历，我不知道其他国家的知识分子在狱中如何度过？以近期来说，1970年诺贝尔文学奖得主索尔仁尼琴，曾将他狱中的所见所闻所思，写成史诗巨著《古格拉群岛》，受到举世瞩目；发起“天鹅绒革命”的捷克前总统哈维尔，也曾有一部闻名世界的作品———《致奥尔嘉的信》，这是他在狱中写给妻子的书信集，其中并不只是对妻子的思念之情，更有他的思想剖陈、关于他的戏剧写作理念、检讨之前作品的种种缺失，以及未来他构想中的作品……他在狱中还指导妻子如何生活，包括如何修热水器。

我写《中国人史纲》是不得已。其实，人生不要说在狱中，就算是在狱外，完全是个自由人，说到对人生未来的规划，恐怕都是不容易。我在绿岛狱中，一个海浪滔天的孤岛，夏天像烈火灼烧，冬天带咸味的寒风砭骨；囚室中的生活条件也不是我们在某些西方电影中看到的，每个人可以拥有一张桌子……那是一个大、小便与盥洗同用一个坑洞，非常没有尊严、不讲卫生，又不稳定的环境，个人完全没有选择、安排的余地。有时囚室中人满为患，睡觉时身子都不能伸直；有时人少一些，才能占有一席之地。至于读书，有时候可以看一些古书，有时候什么也不准看。在那样的情形下，实在说不上什么宏图大略、要为中国人写出一本史书云云。在狱中的漫漫长日，没有边际，我努力把握住任何一点能读书的时间，驱赶绝望，让自己的精神、心思有所寄托。在这种情形下，我选择了读《二十五史》。

当我被拘七八个月，尚未宣判定谳，我的前妻已看出前途凶险，断然提出离婚，对当时的我，无疑是双重致命打击。绝望之余，我曾经绝食二十余日。之后，一个彻底的领悟，让我重新振作。为了驱赶绝望，让自己的精神、心思有所寄托，在阅读、思考之余，动笔开始写这部《中国人史纲》。

在这过程中，同室难友的反应不一，有的人神经衰弱，会因我翻书、用纸的声音受刺激，抗议我书写，有人根本就觉得我无聊、可笑……冷嘲热讽、瞠目怒视、龇牙咧嘴，不一而足。在这样的环境下，从何规划起？我只是在最卑微、最没有尊严的地方，以精神为追求，在历史的筢梳、写作中，以做为一个人的基本立场，对历史进行一番严肃的思考。

很巧的，原本被判无期徒刑的我，在书写完的一个多月后，蒋介石就死了，我就被放出来了……（笑）他早死也不行，晚死也不行。

我创造了与前不同的体例

问：有学者认为您这本书是一部“立体电影”，也有人说您开创了一种“平民体”。

柏杨：“立体电影”的比喻，是一个很新的说法。的确，我在写作《中国人史纲》之初，用的就是一种俯瞰的角度，试图把历史的背景，勾勒出一个清晰的舞台，使时间与空间形成一个脉络清楚的经纬。也许一直从事文学写作之故，给我一些基本训练，不会像一般史学家那样的写法去写《帝王贵族光荣史》式的历史，自然而然就用自己的条件来写。我一直希望把历史写得易懂、可读，具趣味性，除了史实的不可篡改之外，我希望文字具有文采，这是我刻意追求、注意的。

我不敢说自己开创了一种新的史体：“平民体”，但我确实创造了和从前不一样的体例。过去的历史倒不一定是写给后人看的，是写给皇上看的。如果真如您所举、评论所说，我开创了一个“平民体”，那正是我所希望达到的。我的确盼望每一个人对自己国家、民族的历史，不必如史学家一般巨细靡遗熟知细节，但至少都能够简单扼要地叙述。中国的历史太悠久了，也曾经有许多混乱时期，一般人通常对曾经改编为戏剧、小说、电影的某些历史片段或人物有较深刻印象，对于整体中国历史的了解，恐怕是付之阙如。关于“平民体”另一层面精神的显现，在于我对中国历史各朝代皇帝的称呼，譬如我写到隋炀帝，就称他的名字杨广，李世民就是唐太宗。很多人对这一种写法不习惯，在阅读上造成障碍，为了这件事，妻子张香华与我争执过多次，因为很多皇帝的名字是非常古老少见、甚至今天已消失的、读不出来的字，她认为不应增加读者阅读上的困难，建议我一个折衷之道：名字与谥号并列。但我依然坚持我的做法，不用歌功颂德的谥号，对每一个曾经掌握极致权力的皇帝，我要把他们还原成一个“人”。

问：从写作体例上看，《中国人史纲》有一突出的特色，您不是以王朝更替作为划分篇章，而是以每一世纪作为一个段落，您是怎么产生这种想法的？

柏杨：大概是出于我个性中对于传统的叛逆性、对现状的不满吧！传统史书强调“奉正朔”，一直到了国民革命时期，中国人还是改变不了这个顽固的认知，一定要用年号、国号，死脑筋，无法突破。所以我偏要突破，以每一个世纪做为一个段落。我的妻子香华以前教书时，有一次闹了一个令人哭笑不得的笑话：那时学校与韩国的某个单位合办活动，他们学校的教师，年龄都增加了11岁！原来人家搞不清楚台湾这里“民国××年”的时间概念，以为是公元纪年，所以，韩国人以为这学校的教师都已届高龄……没有国际观的文化，表现在很多事情上，生活中常常有令人窒息的感觉，我对这些令人窒息的东西深恶痛绝。

如果凡事都以政治考虑为前提，那么有权的大爷有福了，我们这些平民百姓就努力学做拍马屁的顺民或愚民吧！

“家丑”不可外扬？

问：这本书为什么没有译介成外文版？

柏杨：在台湾，过去曾经有政府单位认为应该将《中国人史纲》翻译成外文，但因有一位“卫道人士”的反对而作罢。这位“卫道人士”所持的理由是：这部书暴露太多中国历史的黑暗面，不应该翻译为外文，给外国人知道，因“家丑不可外扬”。我们缺少一种面对真相的心态、一种健康的心态。莎士比亚的作品中难道没有杀人放火的情节内容、人性卑鄙的描述吗？《圣经》中没有寡廉鲜耻、残暴荒淫的记述吗？曾经有人因为读了莎士比亚作品就瞧不起英国人，认为英国人比法国人差劲？读了《圣经》就认为上帝不如释迦牟尼？问题在于：我们还是习惯陶醉在一种僵固的自欺模式，如同童话中“没穿衣服的国王”般，掌权者是那个自欺欺人的国王，老百姓只会在旁边拍手，不戳破真相……我对这一点深恶痛绝。我就是童话中那个不识趣、但说出真相的小孩，我要以一个平民的立场、态度来写这部书。由于我本身的素养与当时条件的限制，使我无法做详尽的资料搜集、研究，这也许是使《中国人史纲》不够严谨的原因，但这个强烈的欲望，是促使我写这部书的原因。

我以为一个人如果对自己国家民族的历史缺乏基础性的通盘了解，既是知性，也是感性上的一项缺陷。也就是人格养成上的遗憾。有一个说法:最后能创造出一番事业的人，往往来自乡下，又永不忘家乡的人，而不是最后迷失在城市五色霓虹灯下漂泊的灵魂。这话的道理就在于知道自己的来历，才会产生归属感、认同感、责任感、荣誉感。读历史的意义在此。

《中国人史纲》可以拿到课堂上作大、中学生的历史读物。首先培养他们对读史的兴趣，袪除他们畏惧死记冗长枯燥、断裂破碎的历史心理，让他们一开始就知道这样一种生动的叙述方法，与迥然不同的解读历史方法，它根本就是训练大、中学生独立思考必需要读的。

（日京／编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