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丫山

据媒体报道：在北京市北二环某家书店内，《中国政府机构名录》包括《全国财政局长名录》、《5万国务院处级以上干部》等政府电话簿敞开着卖。一名女性工作人员介绍说：“只要不嫌贵，什么样名录都没问题，电话、地址都有。”一套《中国政府机构名录》分5卷，包括国内所有县级以上政府机关的现任负责人、电话、地址等信息。

报道称，该书店的《全国财政局长名录》很畅销。采访中，记者顺手记了《全国财政局长名录》中的两个电话，打电话过去时，对方都称“要找的人不在”，但电话号码居然都是对的。事实让人感慨。

《名录》之所以出现，跟人们需要和政府官员打交道这种需求是分不开的。从一定程度上说，目前我国并没有真正进入“陌生人社会”，而只是处于传统的“熟人社会”向“陌生人社会”的转化阶段。著名学者费孝通先生指出，“熟人社会”的一个特点是，人与人之间有着一种私人关系，人与人通过这种关系联系起来，构成一张张关系网。

但是，在经济快速发展和人口自由迁徙的情况下，“陌生人社会”成为社会结构的必然。而且，社会的发展也必须依赖于契约和制度，人与人之间的交往必须通过制度和规则，建立起彼此的关系与信任。在这种情况下，公众与政府官员的关系自然也是基于契约和制度的。任何一个平民老百姓，他到一个政府部门办事，他不须知道政府主管部门的领导人是谁，更不须知道领导的详细电话和地址是什么，他只需根据固有的制度和规则，就能办成所要办的事情。

而《名录》的出现以及人们对它的痴迷，在一定程度上意味着这部分人的社会行为跟固有的“契约和制度”相背离。他们渴求《名录》，实际上是渴求跟官员们建立起一种熟识的私人关系，进而建立起彼此的信任。这其实是传统“熟人社会”的交际方式。当一个开发商到一个地方后，他不是基于契约和制度去找当地负责招商的主管部门，而是依赖于《名录》去找个别部门的领导干部谈投资。试问，这还是透明政府下的投资行为吗？

《红楼梦》中出现过一张纸条叫“护官符”，门子把它交给贾雨村，贾雨村进而凭此“符”放弃断案。现在，《名录》似乎也有“通官符”的作用，在一些人们心里，其重要性跟“护官符”在贾雨村心中的重要性却是相当的。

（晓航／编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