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宜发

我们这一拨儿人，从踏入郑州铁路司机学校上学的那一天起，想的就是开火车，这一辈子最大的愿望就是当一名火车司机。

26岁那年，我终于坐在了火车司机的位置上，天天拉着上千名旅客，风驰电掣般穿梭在郑州至三门峡西间的铁路线上。在那些日子里，和我一起相处时间最长的就算我包的那些机车了，最珍惜的也就是我那本铁道部颁发的《机车驾驶证》，它象征着我神圣的职责，至今我还珍藏着。

“文革”结束不久，领导硬是让我离开司机岗位在机务段当宣传干事，虽说找了几次要求回车队跑车，最终还是“胳膊扭不过大腿”，在段党委当了宣传干部。好在经常到车队、下班组了解生产情况，检查安全措施，总有机会上机车开一段车，我生怕时间长了把开车技术忘掉。

1988年我在郑州机务组担任副段长，更觉得企业干部懂得技术的重要，尤其是对火车司机的管理，不懂业务下去检查工作连违章违纪都发现不了，更谈不上检查指导了，检查工作只能是走形式。

到了现在，技术发展十分迅速，不学习就要淘汰。要当好一个领导就更不容易了。我随后工作岗位变动很大，先从机务段到了分局，又到了路局，但我热爱开火车的劲头一点也没减。只要可能，我在检查工作时经常要上车开一段，特别是对新型机车，看了就手痒，不亲自驾驶一下，饭菜都吃得不香。

可以说我开火车成“瘾”，不仅在国内开，而且到了国外也要争取机会感受一下国外的火车。2001年3月，铁道部派我们到奥地利和德国学习交流传动机车的新技术，在奥地利的林茨车站，我们登上西门子公司生产的电力机车，德国朋友舒乐知道我曾当过火车司机，通过翻译问我能不能开他们生产的车，我看了一遍操纵台上的设备和仪表，发现和我们的“熊猫”机车没有多大区别，就毫不犹豫地回答说：“没问题。”于是，我坐到了司机座位上，开动了机车，把它一直开到机务段里。舒乐和他的同事直伸大拇指：好！好！

2003年，铁道部安排我们到法国考察高速铁路，在从巴黎到巴赛的TGV高速列车上，我到司机驾驶室看完了他们的操纵设备，便通过翻译要求亲自开车体验一下TGV的高新技术。得到法国铁路官员的同意后，我在驾驶台上开了近半个小时的火车，最高速度达到每小时303公里。列车高速运行非常平稳，铁路两旁的森林绿地一掠而过，无论是高压接触网、信号通讯，还是线路质量、运行环境都比我们强。我一边开，一边感触很多很多……

2004年2月11日，我参加专运工作。深夜，在专运列车上，我们向铁道部刘志军部长汇报工作。当我汇报到我至今还在开车，当年的基本功没有丢掉，还学会了开新机车时，我把随身携带的《机车驾驶证》拿了出来，请刘部长签名。刘部长高兴地接过我的驾驶证，仔细看了之后挥笔签下大名，还注明了时间。这时，我一看表已是凌晨2点10分。

这一年7月7日，江泽民同志乘坐的专列在商丘车站停车时，刘部长指着我向江主席汇报说：“这是郑州局的局长，他是我15个铁路局（包括青藏铁路公司）局长中，特批能开火车的局长。”江主席笑着问我：“你开的是蒸汽机车还是内燃机车？”我赶快答道：“蒸汽机车、内燃机车、电力机车我都开过。”江主席高兴地说：“好，好，好。”

                            　　　　　　　　　　　　　　（金陵／编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