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报记者林洁

引子：1月5日，最高人民法院院长肖扬在全国高级法院院长会议上发言表示：2006年，最高法院要着重抓好诉讼程序的完善，搞好死刑案件的二审开庭，确保死刑复核权的统一行使。

年关已近。春运的号角、花市的喧闹……例牌地渐渐响起，可有一种在往年“执行枪决”公开大宣判的声音，今冬鲜闻了。

变化的背后，关于“最高法院收回死刑复核权”的背景音，却是越来越响亮。还有那“明确死囚临刑会见亲属权”的动议声，也如春雷般由远及近了。

紧锣密鼓上收死刑复核权

死刑复核权上收的“喧嚣”，在2005年10月26日最高人民法院《第二个五年改革纲要》里划上了一个“休止符”：最高人民法院确定将收回。可一句“收回”，说易行难，最高法院当时也没有给出一个具体的时间表。

正是在这种“说收还未收”的环境下，各地法院似乎有点“无所适从”，都不敢集中轻言“核准死刑，押赴刑场”了。

原最高法院研究室主任、国家法官学院周道鸾教授认为，肖扬院长1月5日的讲话实际上是明确了今年最高法全面收回死刑复核权的决心。

26年前的“严打”中，最高法院要“从重从快”打击惩处犯罪，让高级法院也开始掌管“生死簿”。近年，“减少死刑，慎用死刑”的呼声日益高涨。

从去年开始，最高人民法院“动作很快”，“二五纲要”尚未发布，新增的三个刑庭已在去年8月底就完成设置。与此同时，来自法院系统内部的选调工作也悄悄进行，为准备死刑复核的人员编制达300-400人。

大方向已是定局，程序的每一个细节设置都牵动全国人民的眼球：最高检、律师能否介入死刑复核程序？行刑时间是否要作出限制？

北京大学的贺卫方教授就提出：春节前，莫行刑。

也许，“秋后问斩”的“老祖宗训”会在不久的将来被明确，就像不少网友的评论“老祖宗的东西不少还是很有道理的”。

“安全因素”让死囚会亲人成稀罕

老祖宗留给我们的死刑文化里，常常还有这样的一幕：亲人提着饭菜，到法场为死囚送上最后一程，最后的忏悔，最后的嘱托，赶在正午的日头前。

而今天，这样的场面却是“新闻”：去年12月29日，在广东省佛山市，一名第二天要执行死刑的犯人周某经过允许，与自己的哥哥见上了一面。媒体一阵热炒，“人道主义关怀”的赞扬声一片，因为这是广东省公开明确让死囚临刑会见亲人的第一宗。

也许，较少人留意到，在马加爵案的一系列报道中，有这么一个尾声：马加爵被执行死刑的消息传到家中，他的老父无奈地叹息“为什么不让我们见上最后一面”？

认真翻阅各种死刑档案，一个不容忽视的事实摆在眼前：甚少有死刑犯人临刑前见过亲人。

人世间，痛苦莫过于生离死别，死囚也是人，也有亲人牵挂，是什么让我们漠视这些呢？

查询法律规定，我国《刑事诉讼法》只是规定，“执行死刑后，交付执行的人民法院应当通知罪犯家属”。《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执行,<刑事诉讼法>若干问题的解释》也只规定：执行死刑前，罪犯提出会见其近亲属或者其近亲属提出会见罪犯申请的，人民法院可以准许。

一个“可以”，让一切变成了司法机关“可以批准也可以不批准”。

有了这个法律前提，“安全因素”就是有关部门挂在嘴边的理由了，“你想，死刑犯本来情绪就不稳定，见了亲人出事谁负责？”广东省一位资深刑事法官这样分析：法律的模糊让有关死囚会见亲人的制度规范处于空白，在哪见，怎么见，有什么禁忌，没有任何标准，而安全问题又是不容忽视的，于是就成了今天几乎都不给会见的局面。

死刑犯人应有交代后事权利

记者曾多次与死刑犯人作最后的对话。

至今记得一个很年轻的死囚，才20岁出头，站在大宣判的露天会场中间特别“扎眼”：他穿了一套崭新的很鲜艳的睡衣。

还未宣判前，他告诉记者，今晨通知他要出仓时，他隐约嗅到了不平常的气息：自己可能过不了今天了。记者了解到，一些大宣判，为了稳定犯人情绪，让宣判过程顺利，甚至没有提前让犯人知道自己被执行死刑的日子。也就是说，有的死囚，是直到被枪决前一两个小时才被明确知会：今天就是死期。

在他被押赴刑场前一分钟———记者：“你为什么要穿这套衣服上路？”死囚：“这是我妈妈给我买的。”记者：“你现在最想做什么？”

死囚：“我想见妈妈，我快一年没见过她了，想和妈妈说对不起。”

可他没有机会了。

佛山市中级人民法院副院长曾有焕说，死刑犯犯再大的罪行，临刑前会见家属、交代自己后事和向家属告别的权利，都应得到尊重和保证。

很多法律专家都指出，有关法律及司法解释的原意就是赋予死囚临刑时会见家属的权利，除非有特殊不能会见的原因，一般都得安排会见，可法律表述的“空隙”产生了无法有效执行的后果，《刑事诉讼法》修改在即，应当把这个权利更明确的固定下来。

（紫／编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