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黎焕颐

巴金老人归去，哀痛之余，触发了文化界的一些思议。思议的最多话题是：斯人已乘黄鹤去，谁能继其风范为生者法？其所以产生这样的忧思者无他，盖人们深感于当前文坛的登龙术、做秀手段、哥儿妹儿的相互吹捧、媚权媚钱的曲尽所能，等等不正之风，炫人眼目，导致文学作品的价值失标，人文骨品的不断贬值。于是，大家满天飞，大师捧着来，几近于狗尾续貂。倘有人高标人文风骨，不屑于随波逐流，则被当面笑为不适时宜的迂腐，背后指为冬烘的寒酸相，甚至目为拒受现代洗礼的“左”夫子……

我认同这样的观点：文坛有似政坛，舞文弄墨者不等于就是诗人、作家。正像从政者不等于就是政治家。此中有不可混淆的界定。历来，诗人、作家乃是文人的拔萃。从文化的层面上来审视，诗人、作家，不是文化的泛化，而是人文品骨、学养才器的社会质跃。个中的高低上下，不是取决于个人的钻营奔走，首先是取决于个人先天的气质和后天的学养努力。一句话：文学的天赋之聪加上个人品质上的自我磨砺，而后始有可能握文学之珠。至于珠握的大小定位，同样是取决于作品的美学价值的内涵，其他一切人为的社会附加都是徒劳的。即使一时红得如天后超女，风光八面，到头来终究是锣鼓过去粉墨烟销……不是吗？“千秋不朽是各名难”，有多少舞文弄墨者汲汲以逐名，有的沾沾于附骥尾，有的热衷于拥有话语霸权。但文学的品质，是宇宙的智慧，是历史的性灵，是时代的心声，不是附骥尾，不是靠话语霸权所能营造的。苟以此营造，对作者而言是造文字孽，对文坛而言是败文学的品味。于是生活呼唤读经典，呼唤作家良知的回归，呼唤人文品格的回归。三个呼唤，要而言之是两句话：一是回归古曲；二是回归生活。前者，我的体悟，是在神会古人的声音：修词立其诚的文字传统。这样，根底才会厚，才能温故而知新创新。后者是回到以人为本，先忧后乐与草根共命运。这样，才能吸得鲜活的创作养分，杜绝废话假话。不错，这些都是老生常谈。然而，却是被生活证实的智慧结晶：常谈不老。只有孜孜于斯才会笔生花。至于生的花，是否足以芬芳万里，乃至香彻万年，这一要才器，二要学养，是无法强求的。总之，创作创作，是要创，殚心竭智的创，百折不挠的创。离开，或者淡化这个根本，是写不出佳品，是难以在文坛上竞争的。拿不出佳品而又强求盛名，求而不盛，则求之于市场行为的造势。造而不势，则妒贤忌能，适足以自毁声誉。反之，勤勤恳恳地创作，谦谦地见贤思齐，虽名不盛亦无憾于作人。

从古到今，作品，是诗人、作家的历史通行证。只要创出有品有格的佳作，即使身居僻壤，位同草根，自会名传久远。这样的事例很多，远的如王船山先生，以衡岳之古箐幽深，而无法隐其名，终于走出湖南成一代大家。稍近的，如清末的郑子尹，平生未出黔中山水，而他的经学，特别是他的诗《巢经巢》成为同光体的宗风，被当代学者公认，誉之曰“清诗三百载，王气在夜郎……”这都在证实一个作家的定位：首先是他的作品、人品足以惊世服世，尔后，才能令后人仰止，才能传之久远，才能人以文名！名以人立！是故，我才对朋友们说：上海因巴金而金，巴金因上海而海。虽然他老人家驾鹤归去，但我坚信：其风范骨品，作家的良知，一定会有大的继承。这继承者是谁？夜阑卧听风吹雨，不尽涛声拍岸来……是的，来了！到底是谁呢？我无以名之。名之曰：温故而创新。别号：五岳的文化良知。倘说，这是“左”夫子，那么，我愿以此夫子自勉。

（日京／编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