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迅雷

年终盘点，秋后结账；一元复始，新年祈愿。面对2006，面对公共事务，我的最大祈愿是：没有“寒蝉效应”的出现。

2005年最后一天，一条与中国有关的国际小新闻，让我心头一紧：该国最早爆出“中国女子在警察局被罚裸蹲录像流传”事件的第二大华文媒体《中国报》，将成为马来西亚国内安全部秋后算账的对象。（2005年12月31日《东方早报》）

《中国报》创刊于1964年，是马来西亚第二大华文报纸。继捅出裸体录像事件后两天，《中国报》再次爆出中国广东一名女商人在吉隆坡一家宾馆遭受3名马来西亚军人和1名印裔男子性侵犯。“在华人在马受辱丑闻迭出的情况下，马内政部长阿兹米·卡立特率政府高级代表团赴华就此事道歉；与此同时，赴马旅游的中国游客人数骤减，马来西亚旅游业遭遇重创。”报道说，马来西亚当局随后对裸蹲事件进行调查，“录像中‘疑似中国女子’的受害人却声称自己并非中国公民，而是马来族人”；因此，“《中国报》的夜报出版准证可能被吊销，而《中国报》更可能被迫撤换总编辑”。

从宏观的历史时空看，《中国报》对“丑闻”的报道，是有利于一个国家向着文明进步的。然而，如果对“声音”算“秋账”，很可能产生“寒蝉效应”。所谓“寒蝉效应”，是指利用有制裁力的手段来惩罚某一种行为，导致其他人对相同的行为产生恐慌而恐惧，就像蝉在寒冷天气中统统噤声一般。

每一次算秋账都有可能导致寒蝉效应。确实，“噤声”是会传染的，然而历史已经无数次告诉我们：若是鸦雀无声，恐怕大事不好。拿破仑是惧怕新闻的，他曾说过一句名言：“三条充满敌意的新闻，比一千把刺刀更可怕。”在某种意义上，有时作为舆论载体的传媒并不如“一千把刺刀”那样的强大，而往往却是脆弱的。当年，拿破仑所眼言的“敌意”，产生于战时状态；如今，所谓的“恶意”、“敌意”，则多产自“敌意幻觉”；其实，放眼全球，没有什么媒体对人民含有敌意。

有一些说真话的舆论之声，发自公共人物，通过媒体而得以广泛传播。因此，我也曾担心媒体之外的“寒蝉效应”。

回首2005，我们难以忘怀时任教育部副部长的张保庆。张保庆在8月29日教育部新闻发布会上大胆怒斥了8省区执行国家助学贷款政策不力；霎时，他成了继审计长李金华之后又一“敢讲真话”的高官。“事隔不久，国务院即免去了张保庆教育部副部长职务，于是便有言论称其下台就是因为嘴巴没管严所致”（见2005年12月30日《财富时报》的述评）。张保庆当时是知道自己不久就要“退下来”的，这是他“官位下台”之前的“良知上台”和“真话出台”；然而，在张保庆被免去副部长之职时，我还是担心高官层面的“寒蝉效应”的出现，今后将很少有高官再出面“怒斥”，因为潜在的心理暗示将时刻提醒着位高权重的官员：我如果像张保庆那样说真话，我可能也要下台了；若想再把真话说，最好等到快要退休时。

退下来之后，“不长记性”的张保庆在11月11 日接受记者采访时又说：“中国目前最大的问题是政令不通，中南海制定的东西有时都出不了中南海……”张保庆为什么“退休前后”才敢说真话？这个意味深长的问题，也饱含着一种无奈，从某种意义上说，“退休前后说真话”，也是一种“准寒蝉效应”状态。

为政伦理和新闻伦理都一样，都要求说真话、报真相，即使有时说得有点激愤，报得有点偏失。真话作为舆论的精髓，无论其来自媒体、来自官员还是来自口口相传，它都不应该因为清算秋账而消失于无形。

正因如此，我冀望2006没有“寒蝉效应”，高官依然踊跃说真话，媒体依然踊跃报真相。即使有了“寒蝉效应”之沉默，我相信那也仅仅是公众与媒体一时的敢怒不敢言，注定是不能持久的。而“寒蝉效应”的始作俑者则应该明白，“螳螂”捕“蝉”，“黄雀”在后；这里的“黄雀”，是历史的天空中人民无数双明亮的眼睛和无数颗亮堂的心。

来源：金羊网

（编辑：杨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