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形成公平富有效率的利益调节机制

高尚全最近在第三届“中国改革论坛”作报告时指出，改革本质上是利益关系的调整，但是这种调整不是人为地重建和固化一种新的利益格局，而是在于形成一种公平、富有效率的利益调节机制，公平、富有效率的利益调节机制形成是和谐社会构成的重要体制基础。中国改革前的利益关系大体是相对的平均主义格局。之所以是相对主要是这种平均主义是建立在城乡不公平的基础上，并且无视个体贡献多少，不仅严重制约了经济效率的提高，而且背后隐藏着极大的不公平。在这个意义上打破平均主义，重建新的分配关系，既是改革的起点，也是改革的必然结果。然而利益分化导致社会分层的过程中，传统体制某些重要环节改革的滞后，制约了公平、有效的利益调节机制的建立和完善，并在相当程度上成为影响构建和谐社会的重要体制性因素。

■尽快建立更高层次的改革协调机制

迟福林在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研究会2005年会的发言中认为，当前改革面临的需求是基于经济社会发展中的两个突出矛盾。这两个突出矛盾，首先是经济不发达造成的突出矛盾；其次是公共需求的全面、快速增长与公共服务不到位、公共服务产品严重短缺的突出矛盾。这种公共需求的变化有六大方面，包括收入分配、就业和社会保障、医疗教育、食品卫生与公共安全、利益表达与利益保护、环境保护。因此，现阶段的改革必须同时解决这两个突出矛盾。在利益主导的改革已形成一定气候的情况下，超脱利益的、比较高层次的改革统筹协调至关重要，并且越来越迫切。但是，我们还要看到，在改革攻坚阶段，需要尽快建立更高层次的改革协调机制。

■中国企业制度是改革攻坚的关口

寇庆民在新一期《光明观察》中撰文，中国企业制度是改革攻坚的关口，中国经济的繁荣存在着一个严重的缺陷，即中国本土企业没有很好地发展起来，甚至到目前为止还缺乏一个适宜于本土企业发展的环境，如果说下一步中国经济改革需要有一个明确的目标，那就是把本土企业发展壮大，而要做到这一点，最重要的是为本土企业的发展创造平等的发展环境。而内外资税制如果不能并轨，本土企业的发展就必然会受到抑制，出现经济泡沫的可能性就存在。众所周知，企业是技术创新的主体，内外资税制不并轨，中国企业自主创新能力弱，核心竞争力弱的局面就很难根本改观。

■差距是我国社会发展的重点和难点

丁元竹在《中国可持续发展研究》2005年第11期中阐述2005年我国社会发展的重点和难点是社会差距问题。他认为2004年虽然农民收入增速达近几年的最高点，但城乡居民收入差距的扩大势头却没有得到有效遏制。而且，城镇居民高收入组的收入增长显著快于低收入组，60%城镇居民的人均可支配收入达不到平均水平。这些因素导致城乡整体的基尼系数达到0.465。2005年城镇居民内部收入差距会进一步扩大。如果再考虑实物收入、补贴收入及非正常收入，基尼系数会更高。收入差距扩大累积的结果是财产差距的不断扩大。从实际情况看，目前开发式扶贫已基本上到了极限，能够开发的贫困地区和人口已脱贫，剩下的由于自身条件和环境因素限制很难再通过项目自我发展。目前，农村每年因灾害返贫或因灾害致贫的人口数量不小。这些人未来将主要依靠救助式扶贫，推动农村社会福利事业发展成为一个不可回避的议题。

（本栏供稿：广东省委党校图书馆沈舒）

（晓航／编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