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立波

近来，对某些群体歧视的新闻时有所闻，譬如某地公厕管理当局禁止民工如厕，某城市公园禁止外来人员入园游览等。这些报道已然成为“旧闻”，然而“歧视”这一毒害社会的“流行病”，并不会因为人的健忘而销声匿迹，那么，人们不禁要问，是什么使这一“流行病”逐步蔓延？

当我们进入一个城市、一个社区、一家工厂，迎面扑来的不是热情、接纳、宽容，而是冷漠、排斥、歧视时，当歧视成为一个社会问题时，我们每个人都不可能置身局外。

有人把歧视称为“制度病”，譬如在就业方面，一些地方和企业人为地设置了户籍、年龄、学历乃至身高血型这些“歧视性门槛”，这就人为制造了人与人之间的隔阂、对立乃至仇视，也使歧视的病毒找到了土壤并得以滋生和蔓延。这种分析有一定的道理。

人是制度的设计者。当我们的城市管理者认为民工进公园有损城市形象时，就有关于民工不得入园的禁令；当有关部门认为民工不讲卫生，入公厕破坏城市环境时，就会出台拒绝民工如厕的文件。如此类推，各种禁令让民工和外来人员无所适从，他们对所居留的城市的认同和融入程度就会大大降低。

事实上，所有这些歧视的背后无不凸显出城市管理者的价值观，而价值观就是文化的折射。龙应台说，文化是一种态度，对自己，对他人，对自然的态度。“在一个文化厚实的社会里，一个人懂得尊重自己———他不苟且，因为不苟且，所以有品位；人懂得尊重他人———他不霸道，因为他不霸道，所以有道德；人懂得尊重自然———他不掠夺，因为不掠夺，所以有永续的生命。”

文化是一个宽泛而难以把握的概念，它大而无形但又无处不在，在社会、经济、管理的方方面面，在人们日常生活的各个角落。文化是一种价值观历史的积淀，它蕴涵于人的血液、城市的肌理，其建设性与破坏性同样强大，它也顽强地维护着或者摧毁着现有的“秩序”。当我们执拗地维护着我们的既得利益或者现有“秩序”时，我们骨子里或多或少地存有对外来“入侵者”的排斥和歧视。这样我们每个人既是加害者又是受害者。从这个意义上讲，歧视是一种制度病，也是一种文化病。

人们之所以遵守制度，套用功利主义学派大师边沁的话说就是，制度是追求最大多数人的自由、幸福、安宁与人作为人的尊严的。它必须满足最大多数人的价值观和审美情趣，而在制度面前人人平等则是基本的道德底线。如果制度表现出傲慢与偏见、掠夺与诋毁的姿态，仅仅满足于少数利益集团的需要时，那么它就是不道德的，就沦为与多数人为敌的“武器”。

无论如何，在国家高度重视人权，人们向往和谐、安宁和改善生存环境与质量的今天，如果还把就业、上学、游乐的权力与一个人的身份、地位、职业、财富联系起来并形成制度性歧视的话，这绝不是我们这个社会的常态。歧视是一种社会之痛，与我们每个人息息相关，因此医治这一顽疾，不能仅靠法律和社会制度治理与疗救，也要靠我们每个人在良知上予以抗拒。

（晓航／编制）